在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推动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迅速崛起，它们广泛参与到全球的治理实践中，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全球治理下的公私伙伴关系做了细致的研究，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批判性地建立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什么是公私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兴起原因是什么？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如何？什么因素影响了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界定公私伙伴关系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公私伙伴关系的现状（兴起及其原因），并试图寻找影响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关键变量。首先，针对公私伙伴关系的定义争议问题，笔者从伙伴关系的性质、行为体划分、目标、空间、时间五个维度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给出了公私伙伴关系的全面定义。　　其次，在驳斥了功能主义视角的解释之后，本文提出公私部门的利益计算和观念力量推动了公私伙伴关系的兴起，并以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为例验证该假设。　　最后，本文考察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输出合法性（有效性）。在界定了有效性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之后，本文指出不同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是存在差异的。为了寻找差异原因，批判性地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两大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化水平越高，公私伙伴关系越有效（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有部门参与深度越高，公私伙伴关系越有效（H2）。之后，本文以全球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和击退疟疾联盟（Roll Back Malaria）为例，对两大假设进行了验证：前者的制度化水平高，私有部门的参与度较深，造就了全球健康领域的成功典范；后者在建立初期拥有较低的制度化水平，虽然后来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缺乏关键的私有部门的深度参与，最终导致了伙伴倡议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