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当之无愧的国民导师。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本着“人才经济”的原则,选择了一条开民智、兴民权的新民救国之路。在这条新旧、中西对抗异常激烈的道路上,梁氏“因时变通”的教学风格,既使他不得不同各种特定的教育文化势力频繁博弈,以保持与各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紧密相扣,也使其自身在“新民与自新合一”的过程中彰显出一幅烂漫、鲜活的“新民肖像”。本文的中心议题,即在于通过走进梁启超的教育世界,剖析其教育主张的生成历程和文化内涵,进而认识其“新民肖像”的内在意蕴。围绕这一主题,论文大致从以下三方面问题展开讨论:其一,作为教育主体的梁启超,其自身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念?其二,在梁启超教育世界的建构与演进历程中,他所面对的教育文化势力主要有哪些?彼此之间又呈现出怎样的博弈姿态?其三,梁启超在建构其教育世界的过程中所呈现在的“新民肖像”具有怎样的内在意蕴?其留给中国教育界的主要遗产为何?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做了具体的探究:一是分析了晚清民初的时代特质,以便为梁启超教育世界的生成和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适恰的历史语境；二是简略概括了梁启超的性格和人生观,梳理其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为其文化立场的选择和教育主张的演进找寻内在的解读信息；三是探讨了梁启超选择以教育为救国之着手点的内外原因,并对其教育主旨的形成背景和文化内涵做了简要阐述,从而明确其“志在新民”之教育人物的角色定位；四是从文化博弈的角度,划分了梁启超教育世界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其教育世界的静态的文化格局；五是运用文化诠释的方法,从特定的教育侧面,亦即梁启超对新民资源的选取与整合方面,剖析其教育主张转变的具体情境,彰显出其中浓郁的文化内涵,并透过梁氏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迷茫与抉择、苦闷与喜悦,为其“新民肖像”的展现增添鲜活的“血脉”；最后,分析了梁氏“新民肖像”的内在意蕴,品评其留给中国教育界的主要遗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一、希望与恐怖并存的“过渡时代”,因其“非稳定”的特征,为梁启超教育主张的不断流变刻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但历史语境终究属于外在因素,真正直接决定其教育取向的,还在于梁氏力主“尽性”而又崇尚“趣味”的人生追求。　　 二、作为过渡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梁启超对于实际政治始终带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其对于新民救国之路的选择,一方面固然蕴含了对新民意义的领悟,但其个人的才力、地位与性格取向,亦使得这一选择带有不得不为的无奈。　　 三、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是各种教育文化势力相互激荡的时代,这其中,以中西问题为核心的新旧之辩,成为不同势力之间彼此对抗的焦点。对于以言论宣传为特色的梁启超而言,中西问题毫无疑问地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因此,透过梁氏新民资源的选择与整合历程,其教育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就不单单是各种教育思想、主张的历史或逻辑的罗列,而是蕴含了各种教育文化势力相互博弈的丰富景象。　　 四、梁启超新民的教育追求,亦使自身的人格肖像流露出一股浓郁的“新民”气息。在这幅过渡时代的“新民肖像”中,梁氏因时变通的外在表征,实则是其在知命与努力的反复纠缠中,调和时代背景、新民主体以及新民对手诸文化元素的语境性表达。教育是一项富有理想的事业,但教育人对于教育理想的追求,不可能超越特定历史情境所设定的教育边界。从这一角度来看,梁启超于清末民初在知命与努力的张力中所呈现出的烂漫多姿的新民教育世界,无疑为当下汲汲于人的现代化的中国教育人体悟这种由教育过程中具体的多元语境所构建的教育边界,提供了鲜活的典范。而梁氏留给中国教育界的遗产,亦主要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