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急剧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已经习惯了中国超稳定封建农耕社会的人来说，这一时期的很多现象与事物都是新鲜而难于理解的。 郁达夫生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使他注定要卷入时代激荡巨变的旋涡。郁达夫有着敏感的精神世界，面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转变，他直觉地意识到了现代工商业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个人的幸福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金钱可以赤裸裸地决定一切意义；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也沦落到了最为平庸、卑琐的层面。丧失了出仕的机会，郁达夫只能依靠写作来谋生，这给了他一个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以笔书写出来的机会。在早期的小说中他书写了无爱的青春，人的无意义的生存和像草芥一样的死亡，传达了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无所适从的绝望情绪。但是郁达夫并未就此沉沦，怀着对现代社会的疑虑，他开始了自己的寻求存在意义的旅程。纵其一生，郁达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死亡意象，他力图通过对死亡的关注来揭示生的意义。从他的死亡意象的前后变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小说创作逐渐从关注自我向观注更广大的社会人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早期作品中蕴涵的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逐渐减弱，相反，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认同成分得以加强。他作品中“爱欲”的表现也由前期的对灵肉分裂的痛苦的展示向对精神之爱的体认转移。郁达夫不是一个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化了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文化结构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新旧杂陈的特点。本文想说明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郁达夫必然要面对文化选择这一历史性课题，而这一课题也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方式才能获得对他个人有意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