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自先秦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其作了极具理论特色的阐释。特别是在宋明时期,由于受到佛学的冲击,宋明儒家为求儒学逻辑体系的严整性,都汲汲于形而上学的建构。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自然而然就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诚”这个概念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宋明理学关注的焦点。周敦颐、张载、朱熹、王守仁等宋明大思想家都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对如何阐释“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于是一时间,歧见纷出,彼此争辩却又相持不下,“诚”的阐释也因此出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船山继承了宋明学者在“诚”的阐释中所凸显的问题意识,延续了宋明理学的思路,并在自己哲学体系的立场上,对宋明理学中歧见百出的“诚”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与总结。首先,船山坚持“诚”为“实有”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实有”不是指某种实体之有,而是对天地万物“真实无妄”的一种规定。一方面,船山坚持“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诚下注为人性,由诚而明,人道之诚上溯而体贴认知天道,由明而诚的思想理路,以“诚”统天道与人道,贯通天人性命,克服了朱熹“诚即是实理”,王守仁“诚是心之本体”等思想在理论上的偏颇,使“诚”的思想更为系统化。另一方面,船山提出了天道无有不诚,天地本无所谓诚与不诚,因人而诚的观点,提倡以人道彰天道,为天道去弊,化“在天之天”为“在人之天”而立“人极”,从而使天人关系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走向了融合。就其表面而言之,船山“诚”的思想似乎也坚持了对程朱是“否定式的修正”,而对陆王则是“肯定式的扬弃”的思想理路,但究其实质,则于朱王两家皆有所批判、吸收,并在此基础上与“张横渠之正学”融合,以“显真破妄”。由是,船山之“诚”论思想也就因此而具有了独特的理论价值及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