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出口竞争力表现强劲,在制造业2018年全球竞争力世界排名中中国位列第2名,这已是中国连续四年保持在该水平,较上世纪九十年代提高30名,较金融危机前提高了 10名（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0年版“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20年版以2018年指标为基础）。虽然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但具有竞争优势的多为中低端产品,制造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游,盈利能力不强,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随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得以进一步优化,但制造业发展背后却是长期的扩张性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退化,制造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随着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逐步完善,中国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即要在2030年力争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新目标。作为在疫情发生初期唯一的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担负着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重任,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亟待做出转变。本文将环境保护纳入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发展问题之中,以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明确当下经济发展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提出了选题的意义、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本文以污染天堂假说、波特假说和产业竞争理论为理论支撑,提出以技术创新和技能溢价作为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第三章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和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现状分析。第四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实证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性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正向影响,对污染密集型和大规模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清洁生产型和中小规模的制造业行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从影响机制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会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技术技能溢价效应影响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观察期内,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技能溢价则在观察期内会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技能结构并未达到最优水平,技能劳动力增加并未使行业整体技能水平增加,该部分技能劳动力本身技能与需求不匹配,工资虚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在短期内难以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成本上升,不利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会产生负向影响。以上的研究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在研究范围和视角来看,以往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大多是从行业整体层面或国家层面来考察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将研究对象细化,基于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角度,考察细分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更具有针对性。第二,在变量测度方面,区别于其他学者们多为采用的单方面衡量治污投入或产出的测度方法,本文采用结合了环境规制约束强度和行业本身污染治理意愿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更加全面的衡量环境规制政策。第三,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考虑了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并将技能溢价作为可能的影响机制纳入分析,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经济和生态效应,而很少有人会关注其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本文的影响机制分析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政策制定和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