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体发展速度位于全球的前列,但持续增长的背后却仍然存在“高投资、低效率”的问题。提高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便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得拥有不同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相互协同、监督、制衡,由此形成的权力和资源配置将影响到经营和投资效率。本文通过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混合度,来衡量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以及所有权性质的多样性等方面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股权结构和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针对上述治理问题进行了系列改革。自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其便逐渐成为了一些国企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当前正处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的新常态发展关键时期,但能够结合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特征,分析股权结构混合度对其非效率性的投资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课题研究较少,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我们要精心耕耘这份“试验田”,其改革涉及面广,改革任务艰巨,改革的成果也令人期待,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社会实务学广泛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体制改革中对于引入非竞争性国有股东混合所有制股权的深入性、制衡度、多样性及异质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股权混合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东的优序选择提供了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了 2012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竞争性国有企业股权混合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为出发点,分别从混合股权深入性、混合主体制衡度和混合主体类型的多样性这三个维度探究引入非国有股东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关系。然后,进一步探讨引入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时股权混合度对竞争性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差异,同时探讨引入的外资公司股东分别是作为企业的机构投资者和其他个人投资者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差异以及股权混合度对企业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通过对实证结果的综合分析,总结和归纳得出本文研究成果的理论和结论,并就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政策进行了建议。依照本文的研究思路,可以将研究内容整体划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理论意义、现实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这部分主要是基于国内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现状对股权混合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阐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该部分在对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非国有股权深入性、制衡度以及引入股东类型的多样性对国企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角度提出三个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该部分包括样本选取、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法、模型建立和变量选择的介绍。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这部分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混合主体深入性、制衡度及多样性与非效率投资水平关系的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及建议。该部分总结实证研究结论及研究贡献,并基于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提出以何种方式进行混改能够最有效提高投资效率的建议。研究结论表明:（1）混合主体深入性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混合主体深入性会缓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混合主体制衡度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呈“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股权制衡能够有效缓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股权制衡度过高会加剧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3）混合主体多样性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显著负相关,即股权多样性会有效缓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根据研究内容与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解除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使竞争性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2）积极引入各类非国有资本,形成合理且适度的股权混合;（3）积极引入外资,并为其发挥积极治理作用创造合适的治理环境,但不能一味追求外资的过度混合,同时要重视和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