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传播理论为考察对象。文章将霍尔的传播理论按层次划分为三个互相交织的部分：其一是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础——文化的表征；其二是文化传播过程的模式——“编码／解码”模式；其三是霍尔对文化传播过程中政治视角的研究。霍尔对文化传播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媒体、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霍尔的这种研究模式依旧具有其合理性。文章通过考察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如何进入到文本,阐释文本在制作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错位现象,发掘受众在媒介平台中的博弈,这对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批判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论文的主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霍尔文化传播理论的的梳理,第二部分是对霍尔文化传播理论进行借鉴,用以分析我国当代的媒介环境。文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将表征理论看作是文化传播的基础,这主要鉴于文化表征的实质——生产意义。通过对霍尔的“表征”概念的探寻,找到表征、语言、意义之间的联系。人们通过表征构建了意义世界,即使用同一种符号系统的人之间如何能得以顺利的交流和沟通,完成信息的分享与传达。在表征的过程之中起作用的是两种表征的系统,系统之间通过“信码”相联。而表征的运作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霍尔着重论述了构成主义表征方式的两种途径：符号学途径和话语途径。他借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从话语之中建立了表征和意识形态的联系。第二章中,霍尔用“编码／解码”理论说明了文化传播的模式,通过对编码、解码各自过程的分析,来考察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损益问题。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一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肯定了受众在信息解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章,分析了霍尔政治视角的转入,考察了媒体、社会与权力的关系。本章从霍尔英国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出发,了解了其问题意识的由来。另外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观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启发,霍尔在吸收了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方法后,形成了自己在文化研究中独特的理论视域。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创新所在,其主要是借用霍尔的文化传播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下多媒体形式状况中的文化现象。本章主要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考虑,既关注到了新媒介环境中受众在网络中的积极参与对政治文化生活的规范作用,但同时也看到了受众的非理性成分所带来的抵抗矛盾。另外,笔者还关注到受众的解码对文化商业编码环境的改变,文化商业中制度结构的编码一方面会受到大众话语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需凭借自己的职业素养保持行业中的底线。最后,通过对受众既是编码者又是解码者双重身份的解析,来完成对新媒介时代理论的建构。全文对霍尔的文化传播理论做了系统的阐释,并将其和新媒体语境下的受众话语分析进行了结合,旨在用霍尔的理论视角考察当代文化境况下,受众生活经验和媒介所传达的意识形态相互博弈的过程,通过对社交平台的分析,再次对霍尔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总结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