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力图以晦涩拒绝被理解，他的独特却召唤着无尽的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本雅明研究更是富于意味的，中西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与学术背景的差异书就了一段独特的本雅明接受史，而这短短的一段接受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本雅明研究着力探寻本雅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开掘本雅明对现代艺术革命力量的激进态度，同时对本雅明的乐观倾向进行了审慎的思索；神学视阈中的本雅明研究主要从本雅明的语言论、历史哲学出发，在卡巴拉阐释学的真理探寻方法与“弥赛亚”情结中揭示本雅明的救赎思想；人类学视阈中的本雅明研究在“寓言”、“灵韵”中读解本雅明对前工业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追忆，揭露现代社会的异化与人的无助，探寻人类发展方向及在未来社会的生存状态，力图解决本雅明艺术理论中“怀旧”与“激进”的矛盾。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不仅本雅明的著述，一切有关本雅明的背景：他的犹太家庭出身、他与朔勒姆、阿多诺、布莱希特等人的友谊、他与波德莱尔相同的“文人”处境、与爱德华·福克斯相同的“收藏家”嗜好、与卡夫卡相通的痛苦思索，以及他在纳粹迫害下于通往自由之路上的自杀行为等都是可被无限阐释的文本。一切有关本雅明的背景、他的所有著述以及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其理论的阐释共同构成了一个文本──一个现代主义的寓言文本。无限阐释的寓言文本指向的是现实，现代性成为学人们心中挥抹不去的忧虑。无论哪一种读解，体现的都是阐释者自身对现代社会的深深忧虑，每一个视阈中的正题与反题都指向现代忧虑，人们在本雅明理论中读出的怀旧与激进都指向对现实的批判。中国研究者眼中的本雅明形象是别具意味的，研究兴趣的侧重显示出中国文化语境的特征。本雅明读解现实“文本”的谋略是值得探究的，中国学者在对本雅明的丰富阐释中揭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然而这“现实”绝不仅是他人门前之雪，我们的未来也必将在人类的明天中找寻栖息地。本雅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思考（他反对将历史理解为线性发展的过程，反对将技术进步理解为社会进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延宕于现代社会。中国的现实既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又与整个人类发展前景紧密相关，诸如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进步还是毁灭这样的问题在现今社会更为突出，在这一点上本雅明的经历与忧虑使我们感觉如此切近。本雅明对以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艺术的独特分析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必将引出现代艺术的走向问题。是采取阿多诺所坚守的精英立场还是如本雅明所倡导的与大众进行“合作”，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语境的中国，这一问题恐怕更为复杂。本雅明的每一个提问与设想为我们的思索提供了启迪，赞同或反对已不重要，探寻真理的路必将被一个个走过的脚步踏得更加坚实，本雅明的启迪正是我们的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