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而言,我国《物权法》第24条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一》第10条虽有相关规定,但规定不明且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在理论上对其加以检讨。故对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规则展开了探讨。对于我国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物权法》第24条在解释论上,应解释为“交付生效+登记对抗”。同时,国内对于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登记对抗”的理论构成与具体含义,主要存在第三人主张说与公信力说。第三人主张说存在逻辑自洽性问题,若将其主张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必会扰乱我国既有的理论体系,而公信力说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同质。立法论上,应确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规则,即采用登记生效模式。物权公示的法政策基础在于在制度上确保取得人的取得物权的预期,从而实现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而占有与登记两种公示手段相比较,登记更能精确表彰物上的法律关系以及为外部所感知。在特殊动产上并行占有与登记两种公示手段,非但没有互补,反而是彼此龃龉。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则避免对抗制所内含问题。在立法上,建议我国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改采登记生效主义。理由在于,比较法上,已有域外国家将船舶、航空器的所有权转移当作不动产对待,我国物权法未禁止特殊动产采用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相关法律已规定特殊动产登记并设立专门的登记机关、特殊动产所具有的特征能够通过登记予以识别,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会大幅度降低特殊动产登记生效的交易成本。而对于特殊动产抵押应同样采登记生效,特殊动产质权则仍有保留占有公示方式的价值,无须采取登记生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