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风险行为比较普遍,由此引起的疾病问题日益突出。应当聚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实施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中长期行动,健全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的制度体系,我国的公共卫生管理需要从当前“重医疗”的事后诊疗转向“重预防”的风险行为事前防控。目前,我国公共健康领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隐患,吸烟、饮酒、自杀、不健康性行为和传染病传播等诸多健康风险行为仍然会对我国居民的健康造成威胁。而适当的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干预可以有效降低风险行为可能带来的健康成本并产生客观的健康效应,有助于我国总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主要基于风险行为视角评估财政政策的健康效应,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面对健康风险行为的冲击,财政政策效果在理论层面是否可以被证实;第二,运用财政政策干预健康风险行为会产生多大规模的预期收益,是否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第三,实施财政政策以抑制风险行为带来的个人危害和社会危害是否有效。在规范研究中,本文在健康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基础上,基于风险行为、财政政策和健康效应三个维度进行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并进行经典模型回顾、理论模型建立和政策梳理。首先,界定了文章核心概念并详细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的既有研究。其次,在回顾健康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的个人效用角度和宏观层面的多部门角度建立理论模型,在动态最优的思想指导下求解汉密尔顿方程并拟合多部门行为决策模型的稳态最优解,证明了风险行为在个人层面对于效用的损害和在宏观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威胁,并推导得出财政政策在抑制风险行为造成的个人和社会负面影响时显著有效,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最后,梳理了我国建国以来公共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财政政策的发展脉络。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基于健康风险行为冲击的背景,分别估算财政政策干预吸烟行为和饮酒行为两类主要健康风险行为的潜在收益。吸烟行为方面,选取烟草销售量作为核心指标,利用2011-2014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选择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解决内生性问题,估算吸烟行为的潜在政策收益。研究发现,吸烟行为对于健康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数额巨大,财政政策干预吸烟行为的潜在收益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饮酒行为方面,选择人均酒精消费金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区县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证实饮酒行为的健康危害并估算财政政策的潜在健康收益。研究结果显示,饮酒行为对公共健康产生了显著负向的影响,饮酒所致的生命损失、医疗花费和潜在社会劳动力损失成本超过2200亿元,即财政政策对于饮酒行为的干预具有客观的潜在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评估了财政支出、税制改革和财政分权三类财政政策对于艾滋病传播、自杀行为和传染病爆发的健康效应。具体来说,就艾滋病传播这一风险行为,本文选取省级面板数据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和母婴阻隔支出对于艾滋病发病和致死情况的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可以显著降低艾滋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抑制艾滋病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政策的健康效应被证实。具体到自杀行为来说,本文以农业税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居民死因监测数据集的区县层面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估计法,实证研究了农业税改革对于中老年人自杀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农业税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和改善地方政府行为能力两方面的传导路径实现了降低自杀行为危害、产生健康效应的政策效果。同时,取消农业税政策对中老年人自杀行为的影响也表现出一些异质性特征:首先,减免农业税对于中老年人自杀情况存在抑制作用,中部地区最明显,西部次之,东部最弱;其次,农村地区较之城市地区而言,自杀行为的变化对于农业税改革的反应更敏感;最后,男性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税制改革健康效应的最大受益群体。进一步的分析也显示前两批农业税改革试点地区产生的中老年人自杀抑制作用要大于第三批地区。对于传染病治理问题,从理论层面建立斯塔克伯格模型框架下的政府间事权配置模型,对传染病治理事权划分进行论证;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传染病发病和死亡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揭示财政分权下各地区传染病发病致死现象的差异。进而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传染病治理中的财政效率,引入门限模型探寻中央和地方政府传染病治理事权的边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传染病致病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降低本省及周边的传染病发病率,提高传染病死亡率。这表明传染病防治事权划分中,防控责任归地方、治理支出责任归中央更有效。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于北方、沿边沿海地区及乙肝、艾滋病等慢性传染病的治理效果更好。本文的结论对传染病治理的支出责任划分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基于以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条政策建议:注重公共政策的健康效应。首先,应当提高财政政策对于风险行为防控的支持力度,强化资金统筹,优化资金配置。同时,扩大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在基层的支出范围,提高基层地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的覆盖面积和适用人群,做到风险行为防范资金的普惠性。其次,应该提高关于风险行为方面的科研和教育财政支出,加强科研支撑和教育服务。最后,从社会保障方面入手,对于风险行为既有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健康危害进行有力和保障和合理的弥补。抑制风险行为上下游产业发展。为了抑制风险行为附属产品的上游产业发展,本文建议采取相应的财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首先,适当提高风险行为附属商品在生产和加工环节的税收。其次,加大对于风险行为附属商品健康替代品行业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第三,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对于通过非法渠道产生危害的风险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为了抑制风险行为的扩散及产生的不良危害,制度层面对于下游行业的限制势在必行。第一,应适当提高风险行为附属商品在销售环节的税率,通过增加销售方成本的方式降低其提供风险行为附属品售卖或供给渠道的积极性。第二,对于关于风险行为附属商品或服务的宣传广告和网络宣发采取管控措施。第三,对于风险行为附属商品的进口进行严格的管控并适当增加关税,防止海外不良商品和信息对于我国居民健康的危害。宣传风险行为危害,弘扬健康生活方式。坚持贯彻“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宣传健康风险行为的危害,提高大众对于风险行为的认知程度,弘扬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应该注重宣传引导,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强化对于风险行为健康危害的舆论宣传。其次,利用已有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实现风险行为防控的全民参与和共建共享。最后,积极弘扬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