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的信贷风险行为，在1994-2004年间经历了一个冒险-避险-再冒险的递推演进历程，具体在信贷规模的行为选择上，经历了一个超贷一惜贷一再度超贷的变化，而这种演化现象本质上是经理层能动适应国家主导的治理机制阶段性变革的结果。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的阶段性演化，不仅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经过了累积-释放-再蓄积的发展轨迹，也不同程度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阶段性波动。要从根本上防止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再度累积，必须重视经理层的主观能动作用，并协调配套地推进内外部治理机制变革，创造风险共担、激励兼容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引导经理层负责任地选择风险适度的信贷行为。 本文的结构安排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即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与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了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概括了本文的创新与局限。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与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我国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与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直接套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分析框架，静态不变地看待二者十余年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够科学的。随后，指出在我国研究上述问题，应突出两个特色，即一是力求以演化的观点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互动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水平的决定作用，二是必须关注经理层与国家股东的能动适应性，也就是要注意主体认知在制度变革与行为演化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章后半部分从制度演化与心理认知的角度，分别梳理了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关于制度、认知在主体风险行为发生和演化方面作用机制的研究脉络，强调从事本文提出的研究对象时，应充分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果。 第三章为本文核心章节，属于规范研究部分。在这一章，笔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基于主观博弈范式下的制度-行为-绩效协同演化的分析模型，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一信贷风险水平协同演化的分析假说体系。本文认为，第一，从静态的角度来说，基于经理层的认知能力与主观博弈过程，在不同的转轨阶段，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状态，导致经理层选择冒险程度不同的信贷投放行为；第二，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而言，公司治理机制的阶段性变革，导致了经理层信贷行为冒险程度的改变；第三，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所导致的信贷风险，及其在国家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责任分担方式，决定了国家股东与经理层彼此在信贷资源配置方面的福利状况，基于各自认知反馈过程，导致了治理机制改革的阶段性推进，以致从发展趋势来看，最终将收敛于治理成本适中的内外双强的治理模式。 第四章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前半部分，在借鉴实验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委托南开大学商学院泽尔腾实验室完成了一个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变革与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演化互动关系的实验。实验结果高度拟和了本文第三章提出的假说。实验结果证实，第一，不同的治理机制导致经理层选择冒险程度不同的信贷投放行为；第二，治理机制的变化，导致经理层信贷投放行为冒险程度的改变；第三，国家股东基于认知能力和主观博弈过程，对不同模式治理机制，及其所导致经理层不同的信贷风险行为和股东回报结果，做出满意、弃权或不满意的表示，能够能动地影响治理机制的变化。 第五、六、七章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后半部分，分阶段历史地考察了内外双弱、内强外弱、内外双强治理机制状态下，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信贷行为选择所经历的高冒险程度下的超贷一高避险程度下的惜贷-高冒险程度下的再度超贷的发展轨迹。 在第五章，1994-1997年内外双弱治理机制下的超贷行为分析一章中，我们深入揭示出：第一，内外双弱的治理机制是转轨初期行政化治理模式的自然延续，由于缺乏对经理层信贷投放结果的问责约束，加之国家股东对经理层实行的是固定工资合约制，而且外部治理机制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基于经理层的主观认知能力及其主观博弈过程，谋求信贷投放的控制权收益以最大化自身效用，就成为经理层的理性选择，结果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尽可能最大化，甚至超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可行性边界，违背利润最大化原则。第二，超贷行为，一方面使得国家股东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支撑了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并且通过办理政策性贷款，以信贷风险的方式承接国有企业转嫁而来的转轨成本，在这一点上国家股东是认可和满意的； 但是另一方面，超贷行为所导致的信贷风险的大量累积，特别是风险损失最终转嫁给国家股东独立承担的事实，使得国家股东产生了改变内外双弱治理模式的动机，在以后的改革取向上，必然在内部治理方面要加重对经理层的问责力度。 在第六章，1998-2001年内强外弱治理机制下的惜贷行为分析一章中，我们进一步揭示出：第一，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家股东硬化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预算约束，进而控制信贷风险累积的动机不断增强，最终促使国家股东单边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改革，由于仍以固定工资合约为主要的激励方式，加之实行严厉的风险问责约束，结果造成内部治理出现约束有余、激励不足的问题，在外部治理建设严重滞后的情况下，造成信贷风险客观上由经理层单方面承担的态势，经理层基于主观认知能力及其主观博弈过程，维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尽可能减少新增贷款投放所产生的信贷风险以及国家股东的问责压力，就成为其最佳的理性选择。第二，随着国家股东问责压力的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围绕信贷风险控制，纷纷推行了一系列信贷改革，逐级上收信贷审批权、逐级实施信贷风险终身责任追索制，有效降低了信贷风险，在这个方面，符合国家股东控制信贷风险的意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信贷投放上的消极取向，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存差不断扩大，资金运作效率下降，而且使得经济低迷期国家推进经济增长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支持，这一点又是国家股东不愿意看到的。外部治理建设的脱节，使得国家股东在有效硬化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预算约束的同时，未能给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创造有效的制度保障，企图将信贷风险责任交由经理层单方面承担的治理机制变革，也导致了经理层在信贷投放上的消极抵制，从而使得国家股东逐步意识到只有协调推进内外部治理改革，才是继续推进改革的正确方向。 在第七章，2002-2004年内外双强治理机制下的再度超贷行为分析一章中，我们进一步揭示出，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改革，有效降低了信贷风险水平，国家首次推行的不良资产剥离，进一步厘清了信贷风险成因上政策性负担与经理层主观故意之间的区别，但是与之伴生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的资金运作，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严重损失和国家信贷资金投入的明显不足。为此，国家股东正式启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面综合化改革，明确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企业性质以及股改上市目标及具体改革步骤，在内部治理方面： 引进战略投资者，改进股权结构，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深化薪酬激励改革，探索建立可变工资合约，加大经营绩效与经理层收入水平的挂钩力度，合理控制信贷风险问责压力等等。在外部治理方面：引入加入WTO的外生变量，加速银行服务市场、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的建设步伐，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分离，提高监管独立性，颁布信息披露办法，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司法体系，保障金融债权等等。正是伴随着国家股东对国有商业银行协调配套的治理改革深化，基于经理层的主观认知能力及其主观博弈过程，扩大信贷投放，降低信贷风险水平，尽快实现改制上市，成为经理层的理性选择。第二，在内外部治理机制配套建设刚刚起步的背景下，伴随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二次剥离的实施，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再度超贷行为普遍发生，短期内有效降低了不良贷款率、明显改善了经营业绩，但是与再度超贷行为伴生的除了宏观经济的再度过热，还有新增信贷风险的快速蓄积，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为此，继续协调配套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改革，在内部治理方面，以股权多元化为核心，全面推进薪酬激励机制改革，完善内部审计体系，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在外部治理方面，以扩大市场化改革为基调，依托全面市场体系建设，健全法制建设，加强金融债权保护，合理约束经理层的信贷经营行为，引导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选择风险适中的信贷行为，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平滑信贷规模波动，降低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干扰，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可行方向。 第八章总结与政策建议部分，指出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构建新的公司治理机制过程中必须重视“国家董事”有效代理问题，以及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推进问题。最后在内部治理机制、司法环境建设和宏观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