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5年的国共谈判具有与以往谈判不同的特点,即美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介入其中,此以赫尔利来华为开端。而在美国介入国共谈判问题上,蒋介石有一个由坚决反对到最终同意的过程,本文即从该过程开始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了赫尔利来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与美国在国共谈判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本文将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分成三个部分来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从1944年10月至12月,主要包括赫尔利的延安之行、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和周恩来在重庆会谈这一阶段,蒋介石与美国的合作与分歧。在这一部分中,赫尔利将其与蒋介石“协商”后的“五点建议”带到延安,同中共进行会谈,并与周恩来一起返回重庆,且带回了他本人很满意的“五点协议”,而该协议却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以抓回谈判主动权,后虽经赫尔利与周恩来的会谈与协商,但终因离最初协议要求相距太远而未达成共识,周恩来返回了延安。第二部分是从1945年1月至2月,主要分析周恩来返回延安和再次来重庆会谈时,蒋介石与美国的合作与分歧,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赫尔利因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而感到国民党正向着民主主义迈进,所以开始进一步实行偏帮蒋介石的对华政策,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抓住美国的底线,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国共谈判当中,以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为幌子,在表面上满足美国要求的同时,继续其收编中共军队而不给予中共实权,以实现一党专政的计划,当然在这其中蒋介石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这主要体现在基于对苏联态度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在中共作用和地位等问题上的分歧。第三部分是1945年3月至11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蒋介石与美国的合作与分歧,该部分从毛泽东去重庆之前的国内、国际环境开始分析,因为此时国共之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日军是否可以向中共军队投降,而在此问题上,赫尔利采取完全支持蒋介石不允许日军向中共投降的做法,赫尔利在之前的记者会上声明：美国不会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武器,这就使美国失去了中间人的立场而完全偏向蒋介石一方。而此时的中苏关系也相对得到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便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帮助,试图通过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方法,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最终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但该协定却在短短二十多天之后便名存实亡。全文旨在从蒋介石的角度,重新研究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指出蒋介石并不是美国的附庸,他引导赫尔利逐渐抛弃中共的利益,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同时他坚持底线不动摇,既不会放弃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也不会在没有整编中共军队的前提下,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是蒋介石在谈判中坚决予以维护的。因此尽管美国曾要求蒋介石对中共做出让步,赫尔利也努力在国共之间进行协调,并就此与蒋介石在某些意见上出现了分歧,但最终仍走上了“扶蒋”的道路。这一特点在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赫尔利并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能明白蒋介石所提出的建议和计划的深层含义,他认为蒋介石哪怕不用“联合政府”这一称呼,也会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新中国,但事实上蒋介石并不会听从美国的建议,也不会采纳中共的意见,他所希望并一直贯彻的是一党专政的路线,这与中共所提要求相左,而导致国共间很难达成共识,这就使赫尔利调停失败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