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抗战时期著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中华民族拉开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侥幸生存下来的战区儿童被大批送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十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在八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与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的变化、经济的拮据、国共之间的摩擦、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保育院院址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转辗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12个省市的60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