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经过重建,经济和社会都得到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需求的增长与多元化。这种变化使得政府凭一己之力提供公共服务难以为继,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必须探寻新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由此,PPP模式应运而生。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公共需求的增长与多元化推动了 PPP模式的产生,并为其发展提供长久动力。虽然PPP模式违背了传统的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但是新的理论使得它的存在更为合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共服务分为纯公共服务与准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的安排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由此使得社会资本可以参与准公共服务领域,成为准公共服务的生产者,这就为PPP模式奠定了正当性基础,使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突破了传统单一化的模式,公共服务不再是政府“垄断”的领域,社会资本也可以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利益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在发展PPP模式的过程中,保护公共利益非常重要。公共利益是PPP模式的价值目标,相对于私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具有优位性。在现阶段,我国PPP模式中存在诸多问题。立法主体繁多、立法模式混乱等导致法制体系不完善;政府缺乏能够统领全局的监管机构,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救济机制存在PPP合同尚存争议、争议解决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行政公益诉讼尚未建立的问题;公众监督只有投诉和提出建议两种方式,公众监督渠道严重缺失;在政府观念上,政府未能认识自身作为合作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将PPP模式沦为政府举债和部门利益争夺的工具。对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当强化政府的公共利益保护观念,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在立法上,采用统一立法和单项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制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并清理现有的PPP模式法律法规;在政府监管上,采用政府框架下的独立监管模式,设立PPP模式监管机构和咨询机构,并完善现有的项目审批程序和价格监管机制;在救济机制上,立法明确PPP合同的混合合同性质,采用“民事救济优先,行政救济担保”的二元救济模式,并对现有的法律冲突作出解释,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在公众监督上,设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完善听证制度、建立公众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