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产生深刻的调整,美国、欧盟制造业回流,同时国内的新冠疫情也致使实体经济萧条。中国正向着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实体经营、技术创新、现代金融服务以及人力资本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目标发力。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上甚至在国家的战略角度都可以有非常关键的价值。当然,因为我国各区域之间实际发展、外贸和产业优化程度不同,对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实际作用效果研究也需要因地而异。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程度较高、对国内经济举足轻重的长三角区域,它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我国各地方可以起风向标作用。同时,我国政府也明确要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构筑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资源分配中心和在全球最有作用力的科技创造高地的目标。正是由于长三角区域的特殊性,本文针对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介效应解释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能够丰富并深化学界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学术探索,同时也能够为相关部门政策调控、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并也能够对其他地区未来的发展战略起借鉴作用。本文总体思路是根据“文献评述——区域现状分析——理论机制研究——实证研究——政策建议”五个板块来逐步展开。本文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并就长三角一体化过程做出总结。本文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能的创新之处:当前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全国维度和省份维度的分析,而本文选择从一体化区域视角探索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本文还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的模型构建可能不够全面和深入;可能因为地级市层面数据缺失而对变量的选取不够到位。本文选择以2003年至2019年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被解释变量则借鉴柯军（2008）提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而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所使用的指标为对金融机构测度存贷款的总和与经济总量作商的值,中介变量用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和经济总量的作商的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并加入了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规模、外贸等控制变量。主要研究方法是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金融发展、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长三角整体层面,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正相关,且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而使得企业增加融资,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再者,针对不同的省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同:对于江苏省,同样存在金融发展通过FDI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也结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高度,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长三角区域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跨区域治理。具体政策为:对金融政策而言,一是要注意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三是加快发展证券、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加强行业监管,等等。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资层面,一是要加大对外开放,优化外资结构;二是要建设投资软环境;三是要侧重性引进相关外商投资。当然,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也要兼顾各省市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