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属于基本人权，保护公民出版自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宪法与法律接受。出版自由在权能上包含了，设立媒介自由、通过媒介获取信息自由、通过媒介传递信息的自由。出版自由观念从其诞生开始内涵即不断丰富，随着媒介的不断多样化，出版自由也逐步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从清末开始，我国从来未停止对出版自由权利的争取和保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82宪法颁布之后，我国宪法出版自由条款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公民在设立媒介的自由、通过媒介或许信息的自由、通过媒介传递信息的自由的保障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使得公民的出版自由进一步拓宽，从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个人办报、通过媒介自由获取、传递信息的自由。但是，也应注意到，宪法出版自由的实施过程中也碰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实施严重不足，过度依赖政策及规范性文件越权进行调控；国有媒体的自主经营权严重不够，公民开办媒介的空间依然较为狭小；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被缩小，公民知情权范围限制较多；事前审查规制较多，事后惩治控制过严；公民出版自由被侵犯缺乏司法救济渠道。而其主要原因是过分强调媒体“党的喉舌”属性，忽视媒介与公民出版自由的重要关系；“正确舆论导向的”的路径偏好，稳定压倒公民权利；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化管理媒介方式的路径依赖。我国宪法出版自由条款的应当全面实施。这需要对宪法出版自由条款进行重新认识，并确立宪法之治的法统。我国宪法的出版自由属于广义的出版自由，其包含了新闻自由、新兴媒介自由、狭义出版自由；我国的宪法出版自由属于相对自由而非绝对自由，这就意味着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是限制必须法定；出版自由是政治权利而非一般权利。国家不能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只有公民以及公民组成的法人是宪法出版自由的主体，国家是出版自由的义务主体；出版自由的客体是通过印刷品传播获取思想的各种行为，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传播思想和消息的各种行为，通过网络传播思想和消息的各种行为。因此，实施宪法出版自由条款，即是实施上述内容。我国“法无明文规定不保障”的现实以及出版自由条款的内在要求，使得通过立法确定公民的出版自由权非常必要。我国的大陆法系的法统，以及行政机关的管理的尝试促使立法机关应当以《出版自由法》、《广播电视法》、《网络传播法》等三部法律形式的立法实施宪法。具体到制度的构建方面，首先应当确认公民自由开办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的权利，并应当以登记备案的方式替代现在的批准许可制。对于广播电台的开办可以实行许可制，但应逐步对公民开放，并引入独立委员会制度对公私电视台进行平衡。同时，简化非营业性网站备案以及经营性网站许可的程序。对于国有媒体而言，要进行转制，增加其独立性。公权力对于公民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自由应当放松管制，主要表现在开源和放流两个方面，要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并严格规范国家秘密的范围，限制秘密事项认定主体及定密主体的范围。放松对外来信息的管制，增加电视台落地范围及方式，逐步从从防火墙向白名单再向黑名单替代防火墙来维护网络环境。在公民通过媒介传播信息时，要弱化对国有媒介的事前控制，增强其独立性和自主经营能力。立法确定公民设立媒体权利后，要禁止对报社、杂志社、期刊、网络等媒体的事前审查行为，对于电影和电视节目等尽量引入行业自律管理的方式替代事前许可证颁发的模式。最后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权的过程中，与其他法权产生了冲突，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惩治手段，特别是慎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出版自由行为进行惩戒。此外，除了名誉权之外，还应当完善对于出版自由侵犯的救济渠道，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对于主张出版自由受侵犯的应当允许最终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