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以消解传统大历史观念的姿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试图剔除政治话语,还原多元的、民间的、本质的历史,使当代历史叙事与以往绝对权力观念的宏大叙事割裂。而其中大量关于自然的书写内容丰富而蕴藉宽阔,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单薄、平面的、意象化的自然书写截然不同,且与其新历史小说特有的历史观表达和整体的叙述特征相辅相成。本文以陈忠实、莫言、苏童、刘震云几位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作品为主要分析材料,从新历史小说中自然书写的具体形态、自然书写的叙述特征和自然书写所折射的作家的历史观三个方面,探讨在新历史小说的自然观与其历史观在呈现形态与内涵之间的联系。第一章是从土地、植物、动物、自然危机四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把握自然书写的具体形态和作家隐秘的自然观。土地叙述指出:新历史小说对土地的书写符合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对土地的依恋;对于故土的难离和对于土地的作物粮食的病态渴望的书写也是新历史作家剖析人性、还原人在历史中之本真状态的利刃;同时,将土地看作人物精神力量的源泉,也体现出作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植物叙述选取了文本中最突出的“罂粟”和“高粱”两个意象。挖掘植物的多重的象征意蕴对历史小说在情节、人物性格和整体风格的点染效果。动物叙述主要从还原动物野性、动物的原型崇拜、人与动物的对峙或平等的关系以及人与兽边界模糊的叙述展开。动物在新历史小说中不再是“他者”,以动物的参照角度介入人类社会历史叙述,充分体现出部分新历史作家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第二章从象征、荒诞和对叙述角度的补充三方面分析自然书写的叙述特征及其对新历史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的辅助贡献。首先,作家通过接连不断的对自然的象征意象,使新历史小说“历史寓言化”的主题在循序渐进中得到彰显。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在风格上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相互映衬的艺术效果。其次,新历史作家在自然书写时大量采用的荒诞手法有助于小说整体叙述风格的形成。这些荒诞的自然书写造成无序和错乱的阅读感,有益于新历史作家的历史“偶然化”叙述。再次,一些新历史作品中的动物视角,以“更边缘化”、“非人类主体性”加权了新历史边缘化叙述的风格,也是对其所强调的主流之外的历史叙事角度的补充。第三章分析自然书写与新历史作家的自然观、历史观内涵的关系。首先,新历史小说家用自然代替人类社会作为叙述背景和人物成长的空间,并将以往历史小说崇尚的线性时间打碎了糅进其中。可感的自然空间描述使新历史小说意图凸显的人性本真和“小历史”的真实。这样,自然也就被新历史作家写进了历史进程,有时甚至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因素。其次,通过对自然的对照书写,考察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观(人类文明正当性和社会历史进步论)的反思与质疑。新历史小说家不止一次地质疑人类较与动物的优越性,质疑通过暴力手段获取文明成果导致“异化”的所谓“社会进化论”。总之,新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可以外化事物对其历史观和叙述风格的整体营造,其话语解构和思想颠覆性在文学史内部和社会文化背景而言都是必然的,也具有文学乃至史学价值。然而随着消费文化日益侵蚀各个领域,文学中的历史被戏谑、被商品化现象层出不穷。自然书写,如同其他关于历史风情、民俗器物等书写一样,在迎合市场的新历史叙事中难免有被沦为仿古符号与被消费了的背景工具之倾向。一旦自然书写被当成附庸风雅、使作品看上去更具“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工具,则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