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00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加入WTO、房地产改革等,为过去十几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政策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于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正逐步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突破“瓶颈”。这既是解决我国长期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未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根本保证。然而深化改革的主要途径在于制度的变迁及创新,需要以制度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的重新振兴。鉴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需要通过新一轮更深入的制度改革来开拓发展空间的重要关口,进一步获取制度红利的途径不应只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还需要从制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和创新,即在以往改革耗尽了制度红利的情况下,唯有在理论创新中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因此如何对制度理论层面进行创新,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复杂网络的视角对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理论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及路径进行分析,并采用博弈论及模型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认清制度体系、理清制度关系,进而指导改革方法以及提升改革成果。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得出结论：第一,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理论及其层次性进行研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制度结构构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构成要素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的内涵,并将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节点制度,另一种是连接制度,其中节点制度作为网络结构的主体是制度结构整体功能输出的主要来源,其功能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整个网络输出的结果,连接制度作为形成网络结构的必要手段,建立起节点制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在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其纵向的“基础—派生”结构层次和横向的子网络结构层次,从而在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中构筑起整个制度网络结构的框架。第二,本文在制度网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制度网络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企业、消费者等要素网络的独特特征,由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形成唯一的制度网络整体,所有的制度都在生成时即被自动地纳入在这一网络结构中,该网络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及创新而变动、扩展,因此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并产生了新的网络结构效应,即互动效应、倍增效应和衍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该假说对我国传统的碎片化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提出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具有协同和多重路径依赖两个特征。由于网络结构下具体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与之相连的其他制度的边际调整,出现一项制度变迁牵动多个层次制度共同调整的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涉及诸多相关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组合,应该看做是制度网络结构整体框架中一组相关制度共同变迁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协同性的特征。本文分别从纵向关系、横向关系以及中间连接关系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制度协同变迁的机理。此外,网络结构下制度变迁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多项节点制度的共同影响,于是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由不同路径依赖程度的差异将产生制度变迁偏离原有自身历史路径的可能性,当偏离程度累积达到一定值便汇聚成打破路径依赖和实现路径创造的突破力,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以创新的制度取代旧制度,完成对路径依赖的破解。本文将制度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多重路径依赖阶段,二是路径偏离阶段,三是路径创造阶段,并运用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缺陷进行弥补。第四,本文对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彼此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出发构建主体间的网络结构,把每一个独立的变迁主体作为节点,把构成任意两个主体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组织方式视作连接,则主体网络结构就形成了,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既可以是无形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有形的组织关系。这种网络结构作为对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之间关系模式的反映,具有复合层次性、动态自变性及沟通协作性的特征。此外,在我国传统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为辅助的二元主体结构基础上,本文还具体分析网络中三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各自的行为特征及优劣势,重点突出微观个体对制度变迁的重要贡献作用。第五,本文在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和新增收益进行探讨。在逐一阐述三元主体利益目标之后,本文归纳出三者目标的冲突和融合之处,指出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具有三者利益的聚合,同时还重点指明人民利益是三者利益的归宿点,这些一致的目标使得将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统一起来成为可能。此外,还进一步对三者合作博弈关系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进行分析。本文创新性的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对三元主体的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问题及新增收益分配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由合作博弈产生的新增收益的最优分配方案是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合作博弈能够连续进行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每一阶段分得的收益不小于其初始预期收益,由此合作博弈关系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第六,在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的政策变迁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以网络结构形态分布,并在运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此外,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的角度选取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单阶段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发现入世后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决策给三元主体都带来了新增收益。本文的创新性研究在于：第一,本文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并提出“连接制度”概念,对其内涵、功能、类型划分及测度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用以解释制度网络结构特有的功能。这种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一改传统集中于具体节点制度的分析思路,增加并注重对连接制度的分析,丰富了制度结构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理清制度结构的构成、层次及相互关系。而“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给制度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它证明制度整合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中也体现出整体规划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从整体角度进行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本文提出协同式制度变迁理论和多重路径依赖理论。一方面,协同式变迁的研究在传统单一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分析对象,以几个或一组制度为研究内容,并将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的关系纳入分析范畴,它扩展了制度变迁的分析思路,是从新的视角去理解制度变迁,并为决策提供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将具体制度变迁纳入到整个网络结构中进行考察,该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路径分析模式,它在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范围,拓展了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进而丰富了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内容。第三,本文从博弈论角度探讨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并构建合作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法一改传统对立的分析思路,在变迁主体相互依赖、协作互补的网络结构基础上,指出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能够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个体三者的利益冲突,通过共同决策选择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可以使每个主体获得比非合作博弈更多的收益。这种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决策分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目标,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而本文构建的单阶段及多阶段合作博弈模型,也拓展了制度变迁主体决策行为的分析方法,其结论为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因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