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这一方面表现在其产生于苏联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并作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以“地下”文学、“另类”文学的面貌长期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对峙;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俄罗斯民族追求终极信仰的精神性传统的坚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将前辈作家对苏联神话的批判激情引入民族文化场域,解构俄罗斯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力图重新建构能够包容个性化、多元化真理中心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东正教与村社性构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其中,东正教尤其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性价值取向的形而上基础。东正教“神选”意识在奠定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中弥赛亚主义的同时,也埋下民族中心主义的种子。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悖论性特质被完整地包含于传统民族理念“神圣罗斯理念”之中。神圣罗斯理念神性与尘世性的双重指涉在俄罗斯文学的神性叙事传统与民族主义叙事传统中得到鲜明体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俄罗斯性体现为在其戏谑游戏、亵渎神圣的面孔下仍然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神性精神性传统的继承。当代俄罗斯民族精神危机体现为精神性传统的失落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迭起。后现代主义作家索罗金、佩列文和马卡宁是当代俄罗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要的文学创作个性中心。索罗金的后现代主义诗学旨在解构俄罗斯文学神性言说中的帝国神话;马卡宁在其“合成”书写中立足人之个性,对当代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后现代“混沌”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而佩列文以其虚幻空间诗学和“虚空”美学为陷入文化转型进退两难中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建构了一个别样的“避难”时空。从根本上来讲,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基于后现代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诗学美学立场所解构颠覆的并非本民族追寻终极信仰的精神性取向,而是与其相伴随的权力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