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翻译史研究是“重写翻译史”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抗战时期的桂林因为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等原因,成为了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与重庆、延安等区域主要是两种政治势力在文艺活动上进行角力的状况不同,抗战时期位于桂林的广西新桂系政府同时游刃于国、共两党之间,使得桂林具有特殊的区域特征,同时也使桂林的文学系统具有一种区域的独特性。根据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内部不可分割的系统,其地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会有所变化,抗战时期桂林特殊的区域特征必然影响到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变化。翻译活动受到翻译规范的影响,而规范也具有社会文化特性和不稳定性。《文学译报》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唯一的文学翻译刊物,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桂林这一特殊区域内翻译刊物在文学系统中的规范。本研究基于描写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论,以翻译规范理论为切入点,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翻译的预备规范、《文学译报》创刊前的文学翻译初始规范以及刊物通过实际的翻译操作所表现出的对文学翻译规范的遵循和突破。在对《文学翻译》的创办过程每期译文及其副文本进行较为详细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个视角,以《人鼠之间》、《蕃仔鸡》和高尔基小说《圣诞节的故事》和《独奏曲》这三种分别来源于英语、日语和俄语的译本以及它们的副文本为例,力图较为全面地描述秦似、胡明树和伍孟昌这几位《文学译报》的代表性译者对翻译规范的认识、遵循与突破的过程。同时,结合抗战时期重庆、延安等地文坛与文学翻译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论争,判断和解释文学翻译在抗战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中运行的动力与阻力。研究发现,区域内政治势力交叠的形势对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系统内的翻译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桂系当局对图书审查制度的执行之上。政治事件的发生导致文学创作审查困难加剧,从而为文学翻译事业开辟了新的空间。作为创刊时国内唯一的文学翻译刊物,《文学译报》在选文倾向等文本方面以及装帧设计等副文本方面承袭了由鲁迅等人创办的《译文》等文学翻译刊物开创的翻译规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文学译报》虽然也登载了一些因为战争原因南撤到桂林的《译文》时代译者（如胡仲持、穆木天等）的译文,但是由于刊物的主编和主要译者秦似等人都是抗战时期在桂林译坛崛起的新一代译者,他们在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因素的作用下,在受到外来的、尤其是左翼作家和翻译家旧的翻译规范影响的同时,也在译文中通过使用区域性的方言（如桂林方言）等形式突显了译文的异质性,在刊物中引领了新的规范。他们在翻译上的一些操作同时也应和了抗战时期国内关于“民族形式”、“大众语”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使得他们的文学翻译系统在战时桂林的文学系统中接近中心地位。虽然《文学译报》办刊时间不长,但是它的一些译作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以《文学译报》登载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小说《人鼠之间》的秦似译本为例,探讨抗战结束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等非文学因素对于该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加深《文学译报》及其在新、旧规范共同影响下的译作在区域内外传播的认识,从而推进区域翻译史的研究,为“重写翻译史”增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