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文明孕育以来，饥荒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时至今时今日，饥荒的威胁也未曾真正消除，非洲、南亚、朝鲜等一些国家的部分人民仍然面临饥饿的威胁。虽然导致饥荒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战争、自然灾害或一些人为因素都可能导致饥荒的发生,但忍受饥饿的受害者却是可以肯定的，是处于社会底层，权利最为缺失的人民。为什么遭受饥荒影响的只是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却可以不受饥荒的威胁,甚至还可以受益于饥荒？这是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中国1959-1961年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一次饥荒，对这次饥荒的考察研究对预防饥荒的再次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于这次饥荒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不同的学者也做出了不同的估计，数值估计在1650万-4500万之间，而浙江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笔者估计在100万左右，相当于浙江省1962年总人口的4.8%。学术界对于中国1959-1961年饥荒产生的原因和饥荒的分布，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也颇丰。各项学术研究的结果表示饥荒发生的原因有：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过高的征购率，城市偏向的粮食供应制度，缺粮区偏向政策，政府激进主义、公共食堂，政府的救济不利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以上原因并非自然原因，而都是人为因素（激进政策）导致的。各项激进政策之间是存在内在历史联系的,但是,各项激进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是有所差异的,在政治激进背景下综合考察各项具体政策对于饥荒的作用机制以及其相对重要性,具有现实可行性。尤其是透过这些激进政策探讨其根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表面上看是各项政策导致饥荒的发生并呈现不同的分布，但是实质上不论是国家高征购、城市偏向的粮食供给体制，还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这些激进政策的背后，是普通农民因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其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集体和乡村特权阶层的剥脱，导致饥荒的发生。各项激进政策都是通过食物获取权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于饥荒的，并非直接作用于饥荒的。所以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的原因是由于各项激进政策导致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进而引致饥荒的发生。因此本文以1958年-1961年浙江省的数据与档案资料来分析研究中国大饥荒时期各项具体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以时间为主线，考察各项政策在饥荒的发生后是如何做出调整的，调整之后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并透过政策的出台分析对公社社员食物索取权所产生的影响，最后运用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对其做出解释，并得出结论。具体来说，本文包括以下几个个部分：一、1959-1961年浙江省饥荒概况.本章主要根据一些档案资料和统计资料就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浙江省的总体饥荒情况、持续的时间、饥荒在各市县的分布、城市与农村的饥荒情况做一个概况。二、本部分主要考察这三年来浙江省的政策调整与饥荒。本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是以时间为主线，将考察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考察各项激进政策的出台以及出台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在饥荒爆发后，激进政策又是如何做出调整让步的，调整之后的政策又是如何影响饥荒的。本章试图透过政策的出台与调整反复着重分析政策对公社社员食物索取权所造成的影响。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1958年的政策调整与饥荒，本节主要写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的政策调整以及这段时期浙江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变化；第二节1959年初到庐山会议之前的政策调整与饥荒；第三节1959年9月-1960年底的政策变动与饥荒；第四节1961年的政策调整与饥荒的结束。三、该部分主要是基于森饥荒理论对浙江省的饥荒做出解释分析。该第一节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本节主要介绍森的饥荒理论。第二节主要讨论森饥荒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第三节运用森饥荒理论对浙江省饥荒进行一个理论解释。政策的调整反复影响着农民食物获取权，食物获取权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农民可消费的粮食量。四、本章主要对于全文做出总结，在论述清楚政策反复是如何社员食物获取权并对饥荒发生作用的基础上，并得出结论。本文欲通过研究表明,“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民权利的缺失是饥荒发生的直接因素，政策的变动是通过农民权利这一中间变量而作用于饥荒的；保障社会底层人民的基本权利能够有效地预防饥荒的再次发生；民主对于饥荒的预防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