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原则、目的、程序的范围内，自由决定是否做出和如何做出行政行为的法定权力。它易于失控，这是它的特性使然，而它的失控又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它需要被控制，目前为各国国家或学者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三种控制模式，即法律控制、体制控制和道德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需要道德控制。因为：法律控制模式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需要道德的辅助和支持。体制控制模式不能做到完全掌控，无论如何也要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留出自主空间。除此之外，道德控制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完全可以说明它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我国，道德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不强，主要表现为：道德他律力度小，道德自律强度差。究其原因，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一是旧有的伦理文化传统的束缚，表现为重自律、轻他律，满足于伦理人的自足性，忽视客观的道德需要，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无限制冲突；重说教、轻制度，过于看重言传身教，忽视伦理的制度化建设，致使道德控制缺少可行性；看中人情和面子，造成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情感化，导致权力的行使偏离公共的方向。二是前苏联行政法理念的影响，“保权”思想严重，成为行政法向着现代方向演进的瓶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道德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他律作用的实现。三是先进道德原则的式微。先进道德原则的式微必然造成相关的先进的道德规范的式微，导致行政人对它们的重视和认可的程度不够。 鉴于道德的特有的作用方式，因此要想实现道德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就需要从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两个方面入手，双管齐下。首先：提高道德他律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发挥领导的道德示范作用；建立健全的道德赏罚机制；避免非正式群体的不道德影响；细化行政职业道德规范，并依靠法律提高它的强制力度；提高行政法的伦理化程度，改变我国行政实践中过于看重效率、秩序的旧有偏颇，主要通过引入道德化的行政法原则、提高行政法律规则的理性化来得以实现；社会道德精神的现代化，表现为源于自主的民主、法律范围内的自由、道德意义上的权利的精神在社会上的盛行。其次：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自觉性，以便能够对外在道德要求做到最大程度的内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树立道德责任，主要包括慎用权力、以人为本、诚信、公正、廉洁、勤政等几种道德责任。二是提高道德能力，主要是提高行政主体的道德评价能力、道德选择能力。行政主体道德选择能力的加强有利于他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的正确抉择，行政人员道德评价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其对自身行为的自觉修正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