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主题，但长期以来倍受理论界关注(Zú(n)iga Vicente etal.，2014)。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研究结论不统一，存在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互补观(Czarnitzki etal.，2007;张东红等，2009;陆国庆等，2014)、替代观(Wallsten，2000; Catozzellaand VivareUi，2014;吕久琴、郁丹丹，2011)以及混合观(González and Paz6，2008;郭兵、罗守贵，2915)，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其次，样本代表性不足，围绕企业微观层面的本土研究大多采用上市公司或中国工业数据库的样本，但这只能代表已取得较好经营绩效或已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无法反映我国企业的整体分布，其结论的说服力不强;此外，研究方法的严谨性有待提高，是否以及如何解决政府资助的内生性问题，这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一些研究甚至没有正面应对该问题，存在高估偏误的嫌疑。处理政府资助内生性的传统方法有固定效应(FE)、差分法(DID)、工具变量(Ⅳ)以及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这些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选择偏差的影响，但都具有局限性。是否有更加严谨和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一步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当前，我国政府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不断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投入力度。2005年-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十年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年均增长率接近21％。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学术界非常有必要以更加科学系统的分析框架、更加有代表性的企业样本、更加严谨的实证方法来完善对该问题的研究，从而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为政府提供更强的指导与借鉴。基于此，本文从上述这三个方面进行拓展，并得出具有较强突破性的研究发现。　　一、构建了更加系统的研究框架。本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围绕因果相连、逐层递进的三大研究问题展开分析: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科技资助？政府资助是否在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什么样的企业能更好的利用政府资助进行创新？研究表明，第一，政府科技资助的动机满足竞争性假设。实际操作中，政府科技资助并非完全出于解决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补贴对象更多集中在那些有研发经验、规模较大、人力资本较高、年轻有活力、盈利能力较好、国有性质为主的企业，这基本体现了“扶优扶强”和“促进地方竞争”的原则和目的。对政府科技资助动机的研究，为放松公共产品理论的前提假定，寻求新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资助效应进行铺垫。第二，再次验证了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积极的互补效应。本研究采用D-K标准差估计法，还同时借助倾向值匹配法(PSM)来处理政府资助的内生性问题，经多方验证和稳健分析，再次发现了政府资助的互补效应;第三，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管理层持股、发展时间以及研发基础都分别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了四种影响政府资助效果的调节机制:(1)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具有联合调节效应，首先，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资助发挥的杠杆效应越强，其次，国有企业性质抑制了科技资助的激励程度，最后，企业规模对资助效果的影响还依赖于企业性质，即国有性质会弱化企业规模的正向调节作用;(2)管理层持股比例有正向调节效应，即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提高，政府资助的杠杆效应越强;(3)企业年龄有负向调节效应，即政府资助更有助于年轻有活力的企业提高创新水平;(4)企业研发基础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基础越强的企业，才能更有效的利用资助进行创新。　　二、采用更严谨、更科学的处理政府资助内生性的实证方法。本研究借助处理政府资助内生性问题的更有效的方法——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Matching，PSM)，得出更准确的估计结果。PSM法可以提高有资助和无资助企业在资助可能性方面的可比性，能同时从多个维度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样本进行匹配，达到“准实验”条件下的研究效果。结果发现，不论是否处理政府资助的内生性问题，政府科技资助与否和科技资助强度都分别对企业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予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若不处理政府资助的选择性偏差，会高估科技资助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选择更具代表性的企业样本。本研究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006年-2009年2211家企业共计5693条观测值为研究样本。这是因为:首先，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以软件、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高新技术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导，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其次，张江企业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微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既有成立不久的年轻企业也有相当成熟的企业，既有个别上市公司也有大量非上市企业，样本的多样性有利于本研究发现普适性规律;此外，地方政府向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科技资助，覆盖范围广泛，数额庞大，便于考察政府科技资助的影响;最后，选择处于同一园区内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区域文化、行政效率等因素可比的前提下进行研究，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政府科技资助的动机展开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以往文献直接假定政府科技资助的目的在于解决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但这种假定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相符:一方面，由于政府难以判断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沿性和社会性收益，而难以选择那些社会收益高远于私人收益的创新项目;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往往要考虑发展经济、稳定就业、增加税收以及个人升迁等现实问题。个别研究已指出政府科技资助的动机并非出于市场失灵，还有些学者对更大范围的政府补贴的动机进行研究，但直接针对政府科技资助动机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为了分析政府资助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以往研究，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三种政府科技资助的动机:市场失灵假设、竞争性假设、生存性假设，并予以实证检验。　　第二，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围绕政府科技资助动机、科技资助的作用效果以及影响科技资助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构建出更完整的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影响政府科技资助效果中具有联合调节效应，弥补已有研究分别单独从这两点进行分析的不足。政府科技资助对规模小的企业更好，还是对规模大的企业更好？学者们分别提出彼此相反的两种观点，因此有关企业规模的影响仍需深入的挖掘。本研究不仅证明了企业规模在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而且又结合所有制性质，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企业规模发挥作用的条件，发现国有性质的企业不仅不利于政府资助的互补效应，而且还会抑制企业规模的正向调节作用。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低，为了企业长远发展，其创新积极性更高，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性质企业的创新受政府资助的激励作用更强。这能更好的解释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多种所有制和经济主体并存的情况下，政府科技资助激励企业创新的原因。其次，发现了更多影响政府科技资助发挥杠杆效应的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越好，这说明管理者持股不仅可以提高其支持企业创新的动力，还能督促他们加大对资助的利用效率;政府资助对年轻有活力的企业更有效，因为发展时间较短的企业，变革和创新的意愿更强，却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更珍惜政府的科技资助，并充分发挥出创新潜力;研发基础越强的企业，政府科技资助的作用越好，这说明当企业研发人数的规模足以支持研发活动，并帮助其更好的实现创新收益时，政府科技资助才能发挥出更积极的效果。本研究采用同一套数据，分别发现了上述调节机制，细化和丰富的揭示了影响政府资助发挥作用的复杂因素系统。　　第三，研究设计更完善，样本在结构上的代表性更强，而且采用PSM法更好的处理了政府资助的内生问题。本研究采用张江园区的企业样本，包含了大量的非上市企业，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0％，其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合计比重超过65％，而且国有性质的企业仅为10％，企业经营水平良莠不齐。虽然张江园区在地域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且企业数据是非公开性的，有较高的保密性要求，使用时效受到限制，但相比上市公司或中国工业数据库而言，本研究的企业样本在整体结构上有更好的代表性。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采用PSM法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研发人员规模、人力资本、营业收入、盈利能力、企业年龄、企业性质等方面的差异性降低，说明匹配效果理想，匹配后的估计结果更准确。通过计算政府科技资助平均处理效应ATT值，发现企业获得科技资助后，专利申请数平均增长0.611％，专利授予数平均增长0.323％。　　面对当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政府科技投入成效整体依然有限的现状，本研究对完善科技政策的制订、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加强政府资助绩效评价都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