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思想大变革、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针对民国初年已经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社会仍旧黑暗的现状，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道德失范。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将失范原因归于中国旧道德不同，他们大多认为主要是受西方物质竞争之流毒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新道德重建的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旧道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与民主共和制度下伦理原则不符，在现代社会没有存在的余地，应当建设符合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新道德不同，杜亚泉等人认为新旧道德只是程度之差，并非性质之异，主张以中国固有道德为本，调和新旧，统整东西文明。这是他们展开东西文化论战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都有“道德本位”的思想倾向。 但与陈独秀等人主张道德要随时代而变迁，反对固守中国旧道德不同，杜亚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极力肯定中国固有道德的价值及其现实功用，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道德本位”思想倾向更加鲜明。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是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当时西方思想发生了转向，一些西方思想家在批评西方文明时，对道德、精神整合社会作用的肯定正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为他们保守的思想主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杜亚泉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主要体现在保守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方面。这种保守的“道德本位”思想，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强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对扭转社会时弊，提醒人们注重道德的社会功能具有积极作用。但他们在主张“道德本位”时，对法律、制度等在社会正常运行中的作用却显得重视不够，对反映现代性价值的民主、科学等思想的社会功能缺乏深入认识，这是他们受到陈独秀等人质疑与批评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