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批评家。代表作品《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等。在西方社会其作品影响遍及文化、政治、技术等领域,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术语——“奥威尔式的话语。” 而学术界对奥威尔的创作的研究,多止于社会学层面,以至奥威尔只是一个被抽象使用的符号,而他在创作中关于文化的反思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与当前后现代社会语境中读者的接受是不同步的。笔者在此篇论文里所作的工作,就是在英语文学传统上对奥威尔的创作进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定位,并对其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进行彰显。 此篇论文以后现代语境为阐释的平台,采用的理论视野是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批评方法则借用了后现代文艺思潮中的拉康、福柯、詹姆逊的理论观点以及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奥威尔各种体裁的创作进行深入的分析阐释,指向了奥威尔创作中的文化、政治和美学等维度。 首先,论文对奥威尔的创作在英语文学传统中进行梳理和定位,彰显了奥威尔创作中所蕴含的良知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这既是对英语文化传统中道德气质的继承,又超乎其上,达到了对人性层面的深刻思考,并与后现代的人类生存困境和痛苦进行了直面的碰撞。 白人作家奥威尔和他在殖民地出生和工作的经历,使他陷在生存的悖论中。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奥威尔混杂的文化身份和游离于中心的边缘地位作为切入点,分析奥威尔对自身所规定的帝国文化传统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奥威尔在创作中批判了极权对人的主体性的吞噬和剥夺,也揭示了极权在帝国文明和后工业社会里的演变扩张,以及对人类生命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而且还对人类的毁灭进行了灾难性的预言。 由此得出结论:奥威尔是从西方中心反思帝国文化的先驱人物。这一发掘的意义在于弥补了在奥威尔从事创作的时代,西方中心无人以清醒意识关注帝国文化痼疾的这一缺失;以及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只有殖民地作家的呐喊而西方作家沉默的缺憾。 同时,在创作中奥威尔美的理想总是遭受丑的倾轧,呈现出“反乌托邦”的意境。“反乌托邦”是对异化现实的批判,是对掩饰现实的异化状况的所形成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