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成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两种重要途径，二者日益融合、密不可分，共同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单纯引进外资已经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足够动力，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必须由“引进来”转化为“走出去”，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OFDI是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共同选择：有利于突破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增加中间品出口；实现母国边际产业外移，集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优化国内产业结构；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的OFDI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然确立，然而该种贸易模式弊端日益凸显，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虽然短期可以获利，但随着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出口贸易摩擦不断，尤其原材料和中间品等低技术含量商品屡遭贸易壁垒。另外，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原来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模式已然不可持续。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必须寻求新的对外贸易路径，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实现出口贸易由“量”到“质”的转变。
　　“出口、投资和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扩大内需的同时，发展对外贸易，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力。通过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国内生产效率，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因此，新时期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讨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第一章阐述了文章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对文章的逻辑结构、可能的创新和不足做出了说明；第二章介绍了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理论及研究成果，主要包括OFDI与出口规模、OFDI与出口结构两个方面，并对文献进行评述，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三章着重分析OFDI出口贸易效应的理论模型和传导机制，廓清了二者的逻辑关系；第四章系统性梳理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和出口贸易的现状、特点，并对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第五章建立计量模型，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进行实证回归，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第六章就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两方面的影响给出结论，并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和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提出有效措施和建议。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先分析OFDI出口贸易效应的传导机制，然后建立实证模型，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全国层面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显著促进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却对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区域层面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东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与出口结构的优化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出口结构的优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本文同时从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出发，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探讨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其次，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中国对6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后，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两个层面建立实证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考虑到了我国区域间的异质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本文选取的变量指标在广泛性和深度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同时由于本文测度变量、数据统计口径和计量方法与以往文献存在差异，导致可能会得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结论，将来会对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次，本文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参阅的资料不够充分，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最后，OFDI与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也是后续研究重点之一，会对此予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