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游击队”即躲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管控,超计划生育或违犯生育政策生育的群体,常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流动,“超生”和“隐匿”是其主要特征。1980年至2015年,是我国施行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超生”是国家大力治理的越轨现象,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口流动的机遇增大,随之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流动超生人员,他们常常跨地域迁移,并在迁移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生育意愿。“超生游击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群体,也是一个在厉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中被惩戒、忽视的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群体。本文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聚居在广州红村的流动超生人员为主要观察对象,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研究资料,运用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力图展现“超生游击队”的生活世界。通过对红村空间属性的分析,本文发现,红村作为一个“弱地方行政空间”,为流动超生人员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人们通过流动和隐匿来规避监管部门的惩治。在身份属性上,流动超生人员属于外来人、边缘人,他们从事着具有边缘性特征的工作,以此维持生计;而在超生事实上,他们对超生行为的隐匿表现出国家权力与个体生命的互动关系,个体采用躲避的策略,国家权力的运作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真空地带。从这一层面思考,红村人的生命历程反映了在政治力量的嵌套结构下,流动超生人口与现代国家相抗衡的真实经验。落脚到生育文化上,红村人超生的主要动因是“生男偏好”,在家庭结构上,流动超生家庭常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在异乡生活,子女数量多于一个,多则三个、四个。在抚育形式上,流动超生家庭的首孩常留守在家乡由长辈抚养,而在异乡出生的超生子女则会留在父母身边。家人之间长期分离是流动超生家庭的组织形式之一,子女的抚育也随之呈现一种流动的状态。对红村流动超生家庭所表现的生育文化进行探析,展现了与官方所宣扬“只生一个好”相背离的生育观念及其形成机制,而这一群体的抚育形式也表现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实际处境。本文通过对红村流动超生人口的生命历程进行描述、记录,并将其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变迁联系起来,还原了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之生活经验,并反观了社会进程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这其中所涉及到社区空间意义、家庭关系、生育观念变迁、流动超生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关涉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层次,本文的论述,是透视中国社会内在肌理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