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国资监管模式的选择和构建问题,并讨论了不同监管模式的环境约束条件及其完善。作为理论和逻辑的前提,论文首先讨论和规定了我国国资监管的目标体系,提出了国资监管目标的多元性和层次性论点。在明确了国资监管目标的前提下,论文着重探讨了对经济目标型和社会目标型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我国国有企业,按照性质与目标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目标型国有企业,第二类是社会目标型国有企业,第三类是混合目标型国有企业。论文指出,国有企业可以有多元目标定位,但不宜赋予同一家国有企业多重目标,因为同一企业承担多重目标会带来效率损失和评价与激励等方面的困难。论文主张,对混合目标型国有企业,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即对其按照目标定位的需要进行分拆与重组,然后适应不同的监管模式。对经济目标型国有企业,适当的监管模式是:由国有资本出资管理委员会(仍简称国资委)作为出资人,负责监管与考核,实行纯市场化的管控模式,这种纯市场化的管控模式也是一种通过市场交易和定价机制而进行的激励约束方式,企业负责人的聘用制、利润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公司化治理是该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对社会目标型国有企业,其监控模式应当是:由财政部门负责资本与财务监管,由归口的政府行政部门负责业务监管,经理负责制、内部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以产量指标和生产率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最后,针对论文提出的国资监管模式,讨论了其监管效率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约束条件及完善监管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