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初杜能提出农业区位论，产业区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FDI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吸引FDI并引导FDI的区域分布，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东道国经济，已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中国的利用外资之路大体始于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逐步提高，尽管如此，国内FDI的区域结构并不合理，FDI地区分布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为此，本文尝试在国际直接投资及产业空间布局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对中国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剖析FDI在区域分布现状基础之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FDI区域分布合理化的建议，以供政策制定者参考。首先，本文考察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本文从对华FDI总额变迁入手，以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为背景，将中国利用外资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起步与探索阶段（1979年至1991年）。此间，中国东部沿海少数城市率先开始了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的进程，但总体上讲，FDI规模较为有限，利用外资水平偏低。第二，成长阶段（1992年至2001年）。中国在这一阶段采取了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利用FDI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东部地区仍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地区，中部地区比重有所提高，西部地区吸收外资能力较为薄弱。第三，稳步前行阶段（2002年至今）。中国东部地区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三大区域利用外资数量在上升的同时，彼此之间的差距开始有减缓的趋势。其次，本文对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阐释。本文认为，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可分为政策因素、市场因素、成本因素、社会环境因素、集聚效应因素几大类。其中，政策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开放政策和区域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贸易壁垒、区域人口因素等三个方面；成本因素主要包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三个方面；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人文因素、创新能力、城市化水平等三个方面；集聚效应因素主要包括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效应和集聚带来的FDI自我强化效应两个方面。此外，这些因素并非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相互推动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对FDI的区域分布产生作用。再次，本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使用1992-2010年全国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FDI的地区分布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通讯能力、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和区位政策等七个因素为解释变量，构建起计量经济模型。并且，为了消除解释变量单位不同造成的影响，令待估参数具有实际经济意义，本文还将基本模型扩展为对数线性模型对变量进行估计；为了考察不同时间阶段内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本文还根据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阶段，将1992-2010年划分为1992-2001和2002-2010年两个时间阶段，分阶段对各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根据计量结果，在1992-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基本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结果均表明，在七个影响因素中，经济规模、通讯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创新能力及区位政策因素与FDI进入区域呈正相关；而劳动力成本因素与FDI负相关；经济开放因素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通过对比几组省份/地区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相对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区域而言FDI水平更高。1992-2001年和2002-2010年两个阶段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各地的常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成为外资企业考虑的新要点。同时，由于中国现存FDI的整体层级较低、技术密集型FDI所占比重很少，廉价劳动力仍是吸引外资的一项主要因素。最后，本文在对中国FDI区域分布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之上，对促进中国FDI分布合理化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第一，加速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第二，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现代化；第三，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第四，规范FDI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