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海外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来已久。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治理和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国际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变得更加巩固。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无可争辩的领导核心。因此,海外各国研究者也都试图解开中国发展之谜,并将目光集中到中国共产党身上。新世纪以来,可以说美国始终占据了海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的绝对主导地位。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源于海外汉学研究的传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在长期的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逐步发展演变而来,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研究传统。第二,国际形势的裂变与重构、美国政府的战略需要以及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交织变化是促使美国各界开展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外部形势因素。第三,作为客观动因,中国共产党引领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变革,也极大地吸引了包括美国研究者在内的海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回顾历史,21世纪以前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发端时期（1921-1948）、奠基与成熟时期（1949-1978）、转型与扩展时期（1979-2000）。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研究群体、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研究者重点关注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干部队伍、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层面,美国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内涵,即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即党的宣传系统和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功能,即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总体而言,美国研究者对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观点可以分为客观评价论与分化怀疑论。当前,美国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泛起“中共迷雾”,即理性认知与错误分析相混杂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抓住机遇,打破意识形态“迷雾”。干部队伍层面,美国研究者主要围绕普通党员、党的领导集体、干部制度改革变迁,以及反腐败斗争几个主题进行了讨论。其中,美国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路和能力、“精英政治”和“派系政治”模型、反腐败斗争究竟是不是“权力斗争”的问题。经过总结可以发现,在美国研究者在对中共干部队伍的研究中,仍然囿于传统的理论模型和框架,难以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用规律。市场经济层面,美国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市场经济主体,以及党如何引领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给予了广泛关注,出现了较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他们在研究中普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的成就,积极评价较多,其理论框架主要基于“列宁主义政党与市场经济关系”,同时其研究中也呈现出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脱节”等问题。社会治理层面,美国研究者主要关注点包括党在农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前景分析等方面。他们在普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绩效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注重使用定量研究、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但局限于“国家-社会”二分法或者“党国体制”的理论模型,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新世纪以来,美国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变”与“不变”的态势。“变”即跟随时间变化的研究热点、趋势,“不变”即存在一些固有的难以改变的研究思维和方式。总而言之,必须辩证看待和科学利用美国研究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成果,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则必须加快构建以“中共话语”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在国内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不断增强“四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