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特定自然村内的典型纠纷为切入点,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以及对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进行梳理,了解到当地的法治环境以及社会行动的逻辑,解读法律在乡村纠纷解决中所面临的困境,分析法律意识转换成法律行为中的背离现象,以及在特定种类纠纷中的法律不及现象,进而提出可行的方法化解所面对的困境。首先,笔者分析了该自然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在国家进行法律动员和乡村个体主动获取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国家法律规则以及其承载的价值体系已经进入乡村,但是在乡村地方知识体系的具体语境下,包括对于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的理解都受到了影响,法律意识是否能转换成法律行为仍存在疑问。从而,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基于当前自然村内的纠纷样式以及纠纷解决途径,梳理出村民的法律知识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并未完全形成与现代法治相契合的法律意识,无法正确理解纠纷以及法律背后的意义。进而,在法律意识转化成法律行为的过程中,对于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法律的思考上出现了偏差。乡村个体多为经济利益的算计,在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下,法律带来的收益远小于成本,从而法律并不是纠纷解决的最优选择。同时,在缺乏义务意识的乡村社会之中,乡村个体并未树立起法律权威,法律反而被错误理解成政府的工具,无法在纠纷中发挥作用。其次,法律被纠纷当事人作为解决纠纷的工具使用,将法律作为谋私利的工具。乡村主体在此条件下便无法做出有效的法律行为,法律的运作便因此受到了阻碍。在特定种类的纠纷中,法律行为无法实现,从而出现了法律不及的困境。也即笔者所述的自己人纠纷,纠纷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属于自己人关系,在自己人认同以及法律理性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当事人对于法律诉求的可能性趋近于无,法律便很难进入纠纷中。进而无法实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能还会阻碍当事人寻求法律的保障而出现法律规避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要化解法律在运行中出现的困境,需要塑造对于法律的信任,化解对于法律理解的错误倾向,以及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推动乡村主体认识到法律的局限性,以及认识到法律无法应对乡村中的所有纠纷,从而需要在乡村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实现地方内生规则与现代法律规则之间的协调,推动对于乡村纠纷的化解,从而最终实现法治乡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