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现代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赋予了受资本多决制不合理压制的中小股东借助司法力量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但该制度毕竟是对公司自治性的突破,如果构建合理,则有利于调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公司治理结构的平衡,也可成为保护中小股东及公司合法权益的利剑;如果运用不当,则可能成为恶意股东扰乱公司正常经营的手段。本文通过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起源和发展作历史考察,并结合对该制度的价值考量及对其他国家立法的比较研究,探求该制度构建的指导理念,结合股东代表诉讼程序性的特点,以诉前、诉中及诉后这样一条主线的顺序,对合理建立和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发表看法。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起源发展以及价值意义。股东代表诉讼起源于英国,是随着公司发展所有权与经营不断分离的产物,被誉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它有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但同时也是对长期作为公司法基本原则的公司自治及资本多决的否定,因此从诞生之初,股东代表诉讼就面临着如何在保持原有公司法基本原则合理性的条件下最大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其表现在制度的构建理念上,就是平衡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关系,它不仅是鼓励诉讼和防止滥诉的进一步延伸,更是应该贯彻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始终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在上述原则指导下的前置程序的构建。前置程序对于股东的意义在于表达意志,引起公司的重视,而对于公司的意义则在于检查自身行为,寻求内部解决纠纷从而避免诉讼、节约成本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前置程序往往徒具形式。公司是自治主体,营利性是其运行的终极目的,因此公司选择最经济而不是最正义的方式解决纠纷,起不起诉的决定如果是以对公司整体有利的出发点而作出,那么司法应尊重这样的决定。这也是美国特别诉讼委员会制度最值得借鉴的地方,能更好地实现前置程序的意义,对完善我国的前置程序也有积极地意义。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股东代表诉讼相关诉讼程序的构建。上述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相应转化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股东代表诉讼需要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的原则和特别的步骤。首先体现在法院对原告起诉资格的审查上,根据该制度的概念,原告须具有充分、公平的代表性,否则判决的扩张力将会带来显失公平的后果。既然当事人适格是既判力正当性的基础,那么对被告资格的审查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此外,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是公司的诉讼地位,这不仅关系着股东代表诉讼最终目的的实现,而且也与其他程序事项息息相关。由于代表诉讼的特殊性,应加强法院在调查取证中的作用,毕竟起诉的股东存在诸多取证的现实困难,但由法院调取原本应是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而是代表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且于法有据。最后阐述对公司诉讼地位的正确界定,对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反诉以及当事人和解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第四部分在明确诉讼结束后上述原则应当继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阐述观点。原告起诉的根本目的,在于期望法官认可自己的诉求,并最终通过判决得以实现。正义要被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判决是诉讼的缩影,也是诉讼的结果,如果判决本身不合理、不正义,就是对司法资源极大地浪费,也会降低法律的威信。因此,为真正实现代表诉讼的目的,增加法官对判决内容的决定是必须的。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的,比如原告股东胜诉与原告股东败诉的情形就应当区别,同时在原告股东败诉中又应该以其起诉的主观目的为标准,区分不同的做法。总之,任何制度都是在秉持合理的构建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修正路径来解决问题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也是一样,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也应该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结合国情,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