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出版是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文学出版制度的形成,是文学发展有序化、正规化、标准化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效维护文学生态平稳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发展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制度的逐渐形成,改变了以往文学自发生长和乱象丛生的局面,而古代拘囿于上层社会中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接触的精英文学,多为条陈奏折或友朋之间的意兴酬唱,加上封建政府对言论的严厉控制及书写刻印业的不发达,所以古代文学的生产方式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趋于安定的政治环境下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联,初步稳定的执政党势必要通过对其时的文学发展状况给以改革和整顿来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建立新的文学出版制度,则是文学生产领域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当代文学历经风雨三十年,在这期间,文学与政治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发展面貌。这种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作家被纳入国家政府部门,文学需要在政治任务的要求下创作;以“三审制”为主要特征的出版制度建立了党委负责制,层层把关;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社只负责文稿编辑,发行由新华书店统一管理;文学出版社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各出版社之间的出版任务也有所不同;出版社在开展出版业务时,要提前上报各区党委出版委员会进行选题计划审批。这样一来,当代文学高度一体化的出版制度也就随之建立。然而,1966—1976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因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而损失惨重,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代价更大,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至于文学出版领域,则表现为极端的极左激进路线,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乎偏执的革命样板戏试验,几乎不顾文学的创作规律,倡导一系列的颇具政治色彩与阶级斗争的创作理念,例如“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三结合”,出版政策也必须跟此方向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扣上“黑染缸”、“毒品制造所”等罪名而遭到批判,就连为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未能逃此厄运。然而,这种高度一体化的文学出版制度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逐渐终结。新时期以来,文学出版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语境,不管是国家政策上的引导,还是商品经济上的刺激,都在一定程度上促发着文学出版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信息媒介的革新和应用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文学出版工作说到底是一种对文学文本进行加工并走向公开发行的过程,媒介技术对信息采集、装帧水平、传播载体、互动模式等多个环节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代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正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才使得当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出了更加多样化的可能。传统纸质书的书香,电子书的轻便,网络文学的互动,都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从文学生产层面来说,这些因时而异的文学存在都是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学出版制度和出版模式使然。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产形势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生产势必要面向消费市场,以读者为中心,读者人群的复杂化和兴趣的多样化,就注定了文学出版模式的多元化。总之,新时期的文学出版制度,是从新中国建国30年以来的高度一体化的文学出版制度演化而来的。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媒介在文学生产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版业所经受的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文学出版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政治高度一体化的出版体制的结束和新时期多元化的出版体制的渐趋形成,具体表现为新时期之初的以“三审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出版模式、20世纪90年代渐兴的网络文学出版模式以及21世纪依靠日渐普及的智能手机而兴起的自媒体文学出版模式,最终在各种出版模式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之后,达成一种混合共生、互利共赢的多元出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