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过渡与衔接的轨迹和方向。他的涵盖了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类文体的作品,尤其是那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个性文化特点的优秀代表作,不但代表了同时代的最高史学成就,也代表了他“新文体”散文所取得的成就。然而文献表明,历来研究者,包括史学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对梁启超传记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是薄弱的,甚者是缺席的。梁启超是以民族文化的反省的立场,以知耻近乎勇的态度,自觉地站在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上来认识传记问题的。他认为传记属于史学范畴,应和史学一样成为国民的明镜、爱国心的源泉。他对传记社会功能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传记内容要关注传主与他所处社会时代的关系,注重传主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影响以及传记写作的目的是为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也根本上决定了他的传记以“振民气”、“厉国耻”、“新吾民”为宗旨,以“世界之人之眼光”来观察史实,认识史实,评价史实。这些使他的传记作品和他政论性散文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司马迁与普鲁塔克,梁启超所追摹的主要是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性行事业”的普鲁塔克。所以梁启超撰写的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不但以思想性、知识性见长,而且更以其叙事生动、议论精辟、感情真挚、气势汪洋、不拘一格而成为一再被后人追捧的酣畅淋漓的“绝大文字”。他一些优秀的传记作品可以说能够代表他“新文体”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积极“仿西人传记之体”的梁启超,不但大胆地引进了西方传记模式,开启了中国阐释性传记的先河——评传,在文体形式方面为中国现代传记的确立提供了范式。而且,还积极学习西方近代传记人物刻画的长处。虽说精妙的细节,入微的刻画,确实不是梁启超传记作品的主要的特征。但是,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梁启超,不经意间,在其传记作品中展现了多种新的凸显传主人格的方法,为中国传记文学向西方近代传记接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对梁启超传记作品及其传记理论较为深入的考察,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