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它是一种在村庄范围内，实现健康人群与生病人群互助救济的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它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初，国家卫生状况十分糟糕，整个国家缺医少药，农村更是如此；而且，当时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及财力的限制，医疗保障只惠及城镇居民，广大农村居民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自发地创建了合作医疗这种医疗保障制度。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和推广，以及“赤脚医生”对合作医疗的忠实执行，大大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提高了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被一些国外专家赞为“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较好地解决了农村问题”的“中国模式”。但是，80年代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合作医疗纷纷解体，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又回到自费看病的老路，造成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因病致贫的不良后果，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今天，在新一届政府的重视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在推行，对过去合作医疗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所面临的落后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新政权采取的对策。建国初期，整个国家卫生状况十分糟糕，农村更甚，而且卫生资源严重分布不均。新政权面对农村地区十分落后的卫生状况，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先是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用以指导整个国家的卫生建设，接着整合农村已有的卫生资源组建联合诊所，并派遣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以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着手构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为农村社会提供适宜的卫生保健服务，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支持体系和实施平台，并为后者提供制度实施的组织保障，后者是其网底和基础。第二章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历史和组织管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作用以及合作医疗衰落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论述。合作医疗的兴起是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其发展是在“文革”期间，衰落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合作医疗的组织和管理大多是以村庄为范围进行，其最明显的作用是遏制和消灭了农村地区的很多传染病、地方病，缓解了农民看医问诊艰难的困境，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促进了社会发展。它的衰落，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第三章从多维角度对合作医疗的兴衰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合作医疗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兴衰与中国社会转型及“二元社会”结构模式有关。它的兴起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农民的现实需要，其在短期内能够在全国迅速推广，是因强大政治动员和政府从外部实行干预的结果，它的解体也受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当然，对合作医疗发展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集权化政府有强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医疗能在那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推广和普及也是得到了党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强有力的支持，合作医疗的解体也与政府部门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卫生路线有关。第四章对赤脚医生出现、演进的历史进行了阐述，对赤脚医生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赤脚医生的管理、培训，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医患关系进行了探讨。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执行者，由于有这样一支在农村基层就地培养起来的卫生队伍的辛勤工作，使农村地区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赤脚医生现象的出现，是当时中国政府为解决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缺乏的状况，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产物，符合缺医少药的农村居民的现实需要。由于当时重视对赤脚医生的管理、培训以及医德教育(当时体现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上赤脚医生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开展医疗活动，使其能很好地为农民服务，医患关系和谐融洽。当时能在短时期内迅速造就出一支遍布全国的、百万人的赤脚医生队伍，有其可取的经验，对今天乡村医生的培训也有借鉴意义。第五章通过对一个普通村庄——社山村合作医疗发展史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村庄医疗的发展与政治运作有极大的关联。社山村的村庄医疗兴起于合作化时期，是一种村庄内部自发的行为；而合作医疗的兴起和发展是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下，外来力量干预的结果。在当年政治化的社会空间中，合作医疗被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地之一，搞合作医疗是执行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所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加上在当时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依赖于集体，由于有集体经济做后盾，使合作医疗得以维系和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公社体制的解散，在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下，社山村的合作医疗也就瓦解了。从村庄医疗的兴衰原因可以看出，干部和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最后余论部分对当时的合作医疗和新型合作医疗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一些对新型合作医疗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新型合作医疗应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将新型合作医疗的举办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构中，打破城乡“二元社会”壁垒，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模式，发展全民医疗保险，平等地保障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