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国际市场嬗变的时代格局下,中国需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迎接严峻的挑战。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中国需要关注的比较优势理论必须具有动态与内生的特征。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正迅速地变化。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等具有静态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指导意义并不显著。若照搬上述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极易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阶段,从而落入以“低端锁定”为特征的“比较利益陷阱”。要避免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亟须高度关注亚当·斯密提出的具有动态、内生性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以社会分工的深化为主要途径,揭示微观主体的趋利动机可促进宏观社会福利的增进。同时社会分工的深化可进一步推动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而上述比较优势要在真实世界中转化为现实的比较利益,还需厘清相关传导机制中的“转化”主体。无疑,企业家便是将上述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关键“转化”主体。由此,本文尝试突破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范式市场主体行为研究中局限于“经济人”假定的窠臼,将企业家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和拓展作为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关键因素纳入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内生性增进的分析框架。基于现有文献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从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出发,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的综合分析框架中；其次尝试突破比较优势动态增进在计量测度上的困难,以生产率增长为表征的内生技术进步来估计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再次,以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作为联系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关联纽带,进一步探寻两者良性互动的作用机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家在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包含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考察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表征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企业家通过对先进适宜技术的选择和对技术内嵌型资本的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2)比较优势的增进可具体刻画为生产技术前沿面的重塑或推进,企业家创新则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企业家创新属于一揽子要素优化配置的创新,其作用要高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创新。通过对两类创新主体的特征差异比较以及区际层面的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企业家通过顺市场导向的要素整合创新有利于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与生产技术前沿的推进。(3)“内生性”和“动态性”是比较优势的本质特征,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可体现为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故对市场规模进行合理测度可突破比较优势在定量分析上的困难。进一步论证表明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可作为联系企业家才能拓展与比较优势动态增进的关键纽带。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才能在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得到充分发挥,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地区收入和财富水平获得显著提升,理论比较优势得以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4)企业家“干中学”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持续的技术扩散过程使得企业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这种内生的创新动力不仅促使先发地区实现本土创新,同时促进后发地区利用技术扩散创造“后发优势”成为可能。因此,企业家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实现使得创新的“正反馈机制”得以激活,比较优势获得内生性的效率增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家才能往往处于“隐性”状态,因此企业家才能的显化和激活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与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政府多伸“支持之手”,强化“看得见的手”,有利于提升企业家“干中学”的效率。而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导向的制度改革,并化解体制障碍,可为企业家持续创新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的保障机制。综上所述,通过揭示企业家才能拓展在中国动态比较优势演进中的主体地位,并由此拓展传统比较优势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