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世通训》是朱元璋于洪武八年二月完成的一部有关民风、治道的文书。文中,朱元璋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君臣士农工商僧道等社会各阶层各职能的定位、见解与期待,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社会观以及对人性的认识,反映了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及理想社会蓝图,是研究朱元璋相关思想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书中,朱元璋分别给君、臣规定了相应的政治职责。在他看来,君主应该克尽君道,同时兼尽师道。为了解决革命与纲常的矛盾、论证自身合法性与禁止臣民造反之间的矛盾,朱元璋提出了“天不与先乱者”的理论;朱元璋还将儒家的“天命观”和道教文化结合,提出“天命真人”的理论。至于臣,他认为而臣僚蒙受君主的恩赐和百姓的供养,应大公无私,报效君国,做君主教化、养育百姓的工具。在社会管理思想上,朱元璋提出了君主“以法养民”的理论,认为“天生民极众,无主乃乱”,因此任命君主设立五刑五教维护社会稳定,养育臣民。既然君主对臣民有再造之恩,臣民应知道报答,报答的方式就是积极响应君主号召,践行伦理纲常,承担赋税徭役,履行臣民的职分。进而,朱元璋分别对士农工商僧道的作用和地位一一进行了规定。为了更好地统治“世之愚顽”,朱元璋还采用了神道设教的方式,借助佛教道教及鬼神等信仰来警戒臣民。另外,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朱元璋还鼓励民间对不法分子的纠举,甚至还制定了邻里连坐的法律。这些举措反映了朱元璋对恐怖手段这种管理方式的偏爱和依赖。另外,本文主要通过《资世通训》中《愚痴章》、《造言章》等章节,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朱元璋对人性的认识。在朱元璋看来,“世人性愚而见浅”,并认为世人之所以行恶在于其有“私”,他认为“私”和“公”不两立,多一分私就少一分公,因此“私”是万恶之源,而人之所以自私,则是因为人有欲望。朱元璋认为,人皆有欲望,但圣贤君子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虑”——来遏制自己的私欲,建立正确的荣辱观和理想追求——“志”,愚顽小人则放纵自己的私欲,因此需要圣贤君子来治理愚顽小人,实现尧舜之治。本文认为朱元璋的皇权思想深受他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他善于利用各种思想资源为其构建皇权政治和社会管控思想服务,他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政治理想都来自传统的政治文化,同时又带有他鲜明的个人特色。《资世通训》的颁布,集中反映了朱元璋自觉站在皇帝立场,以国家管控社会,以其他社会成员为工具的社会管理思想和以对国家的利用价值来判断他人价值的国家主义价值观。朱元璋以传统政治文化为资源形成的皇权政治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并被后世众多士大夫和君主视为圭臬,对明清两代的政治文化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