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近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派官船“千岁丸”来上海,此后,中日各阶层开始互访并留下了大量游记,这些游记成为我们了解近代中日两国社会风貌、民风世俗、中日文士群体的交游状况的珍贵史料。其中,文士互访所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出同时代的知识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异,处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中日文士,身上必然呈现新与旧的内外交合,在同样面对社会结构受到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做出的反应模式却完全不同。王韬和冈千仞作为同时代的边缘人,互访过程中,前者表现为“日在花天酒地中,幾不知有人间世”,后者“禹域观光陈时弊”,这样的巨大反差正好印证了笔者的一个假设,是否中日知识人在近代转型中存在前后差异变化,在日本知识人形成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同时,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人仍然是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以过往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来看待异域文化,外来刺激的逐步强化是改变传统认知结构的灵丹妙药,而日本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法有其本身的特色,正是这种心态的反差和性格的迥异成为近代以来中日转型成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