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日益频发,环境抗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拓宽了社会的表达和维权渠道,公众借助媒介逻辑来丰富抗争形式,框塑抗争行为。本文以“媒介逻辑”为核心建构分析框架,回顾和梳理了我国环境抗争的历史演进,通过多案例分析法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环境抗争行动。首先,本文阐述了我国环境抗争事件产生的宏观结构性背景。在此基础上,回溯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环境抗争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梳理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为环境抗争的发展兴起提供了可能;媒介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环境抗争形态,拓宽了环境抗争空间;媒介逻辑正日渐成为影响环境抗争事件发展和变迁的支撑性力量。其次,本文结合环境抗争的第四个阶段(2003年-2018年)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多样性且案例资料易得性的35个环境抗争案例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借助大样本的质性资料分析来探索和研究“媒介逻辑”作为支配性逻辑作用于抗争事件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媒介使用、网络互动、弱者悲情框架、社会主义框架和违反规则框架是影响环境抗争事件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媒介使用”变量是环境抗争事件成功的必要条件,“弱者悲情框架”变量是环境抗争事件成功的充分条件。具体来说,对于环境抗争事件来说,媒介的技术逻辑、内容逻辑比制度逻辑更具有影响力,能够在环境抗争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可以影响环境抗争的走向,最终使环境抗争结果偏向抗争者,而媒介制度逻辑在环境抗争中更多的是作为解释型变量存在,不具有决定抗争走向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媒介内容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制度。最后,本文选取“环保运动的里程碑”厦门PX事件作为个案,结合多案例分析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具体呈现了媒介技术逻辑、内容逻辑和制度逻辑在环境抗争中的相关机制和作用。研究发现:媒介技术赋权使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得以回归;解释框架和内容逻辑的运用大大提升了环境抗争的“公共性”品质;媒介通过制度逻辑勾连“国家”和“社会”,为环境抗争提供了弹性空间。此外,媒介对抗争意义的框塑和订定为公民民主参与理想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可能,呼应了全球媒体的民主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