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现阶段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极不相称，国家的力量几乎统合了一切，而民间社会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国家”可以在“社会”中，但笔者认为我国民间社会中“国家”含量仍占过多比重。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可考虑从民间社会退出，将基层社会的综合治理交给民间组织。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价值目标和根本取向上的一致性，放手让民间社会自己组织起来，会更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大力培育民间社会的自主力量，会更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具体到我国的农村社会而言，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已有建立农民组织的共识。本文所指的农民组织是参与主体主要由农民构成的民间组织和民间社团，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是农民在政府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建立何种农民组织对农民最为必要和最为重要呢?本文认为应建立多目标功能的农会组织。本文以台湾桃园县芦竹乡农会的实地考察为案例，对其推广股、信用部、保险部和供销部四大关键部门的业务和功能作了详细介绍，系统展现了台湾乡镇农会的运作情况。推广股和供销部相当于农会在农村中的“手”，农会通过这两只“手”来发挥农村社会和整个台湾社会之间的“调节器”功能。信用部是农会的“心脏”，是农会运作的主要财源，农会年终盈余的95％以上来自信用部。保险部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农民保险和牲畜保险，是一个亏损的受理福利事业的机构。结合我国国情，本文也将台湾农会和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做了比较，二者在性质上、组织上、运作方式和功能上都迥异。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行政化倾向，其事实上的负责对象是上级政府而不是本村村民。另外，由于台湾农会和日本农协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本文还对日本农协做了一个大体介绍，并和台湾农会做了比较，笔者认为日本农协是比台湾农会更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高度现代社会的农民组织，台湾农会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和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二者都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国家急速工业化时期小农的利益，是非常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农民组织，为其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将日本农协、台湾农会和大陆村委会作一综合比较排列，则会发现日本农协、台湾农会和大陆村委会虽然在性质上都是民间的社会组织，但是其组织中国家属性的含量是有巨大差异的。日本农协是最接近“社会”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台湾农会次之，大陆的村民委员会是最接近“国家”意义上的基层组织。因此，村民委员会的改革势在必行，应减少其行政性，增加其“草根性”，使其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需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改革国家宏观体制和调整有关农村政策，对农村“多予少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农村基层组织得以从强大的行政压力下超脱出来，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最后，本文呼吁建立我国的农会组织，因为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这一迫切要求。结合我国现实，本文将研究台湾农会的启示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发展我国多目标功能的农会组织；第二、建立我国农会组织宜速不宜缓；第三、发展农会组织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支持；第四、确保农会组织的农民自有、自治、自享性，确保其以维护和争取农民利益为目标。台湾和日本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建立完善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组织体系，才能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才能切实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继而推动乡村文化和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台湾和日本的经验也同时表明，放权给民间社会，建立农民自组织还有利于基层社会的善治，有利于农民利益的保障，有利于多元化社会发展中农民的声音不被湮没，提高中国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和民主政治的实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