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孔子即已讲“无征不信”,清代乾嘉学派运用它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但古人是将其运用于经史研究,以这一方法运用于戏曲者,始自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真正跻身于现代学术大厦之中。王氏在全面梳理古剧的基础上,系统的研究了元杂剧的方方面面,或受材料与精力所限,在论述元杂剧家生平事迹时,依据的主要材料仅钟嗣成《录鬼簿》。真正以元曲家生平作为研究对象,全力搜索文献资料、考证其行迹的,是孙楷第先生。他的这项工作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1981年修订版《元曲家考略》问世,共考证作家八十五位,成为元曲家生平研究的第一功臣。同时及后来学者,也都不同程度的补充推进了孙先生的这项学术研究。元人文献浩繁,孙先生以一己之力,在没有现代数据检索的情况下,能搜索到如此多的材料、考证如此多的曲家事迹,实令人敬佩。但还有不少文献未被查索使用,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近来的研究者,或限于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担心徒劳无功,很少有以“元曲家新考”为研究题目。只是就自己现有的研究对象、阅读范围,就偶尔发现的新材料、新证据撰而为文,虽对个别作家的事迹的了解认识有帮助,但对元曲家整体研究的推进,难著功效。笔者二O一五年从袁师世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协助袁师做《录鬼簿》汇校整理工作。在这期间,编集了有关元曲家生平传记的资料,并对有疑问的材料间作笺注。除正史有传的作家外,累积文献四十万字。在现代学者编纂的元代诗文词总集之外,翻阅了大量石刻文献及清人编集的有关元人书画题跋材料。其中颇有一些新的收获。此外,元朝因有长达八十年没有科举的时间空白,汉族文人最主要的晋身之途就是从吏。《元史·孛术鲁翀传》所谓“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而即便延祐二年恢复科举后,在种族歧视的政策下,汉族士子由科举而入仕的数量也很有限①。所以对元代吏职制度的研究,是破解元曲家身世的一把重要钥匙。为此,笔者翻阅了以《元典章》为代表的部分元代官方文书,并参研现代学者相关方面的研究著作。正是在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撰成若干单篇论文,部分公开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现在择出材料较丰赡、据新发现的文献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的若干种,以作家时代先后为次序,撰成《考辨》,计得总数十九人。遵循学界元曲研究的通例,分散曲家（上篇）、杂剧家（下篇）两部分。其中散曲家十一人,杂剧家八人。通过对有元一代曲家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曲家的身份构成是有差异的,并非如过去笼统的“底层文人”所能界定。元初,面对方兴的曲体文学的出现,文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关汉卿、白朴等一批具有包容开放思想的文人积极接纳,参与其中。而另一部文人则仍严守传统,在诗文领域继续骋才。这两个领域的文人也就各自分为不同的阵营,彼此间少有交集。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偶作散曲而不染指杂剧的作家,他们从“今乐府犹古乐府”的崇古思想出发,以散曲为古乐府的当代变体。文人这种自我身份的分流现象,随着大量曲体文学的涌现,对本朝这一新兴文体价值意义的认识的深入,至元中后期发生改变。邾经曾中进士（应是乡贡进士）;钟嗣成是名士邓文原的弟子,也多次参加江浙乡试;张鸣善以诗歌创作擅时名,与诗人张翥、成廷珪等交往密切。他们都不以参与杂剧创作为耻。正是对曲文体的价值的深化认识,在面对登峰造极的唐诗、宋词时,他们以“大元乐府”作为与之抗衡的底气和资本。作为有元一代诗文领袖的虞集,将“国朝之今乐府”与“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并称为“一代之绝艺”。对通俗化的杂剧,也认为其“有深意焉”,“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而加以肯定。也正如此,元后期出现了一批对元曲作家及作品文献整理的著作,诸如贯云石、虞集、杨维祯等文坛领袖纷纷为之作序。从这个角度说,“元曲的经典化”,不必等到明代,元本朝人已然自觉的认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