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爱国主义阐释形成于郁达夫殉难后人们对他的悼念和辩护,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建构出来的一种批评话语,如今却成了人们借以理解郁达夫与《沉沦》的先入之见。郁达夫生命后期的爱国言行被用于他留日时期的作品的阐释,“知人论世”的逻辑为此赋予了合法性。《沉沦》主人公对祖国的感情并非爱国情感,而是民族屈辱感,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感到屈辱。民族屈辱感产生于主人公的民族身份,但又否定了他的民族身份,名为民族的,却是个人的。爱国主义阐释掩盖了主人公对中国同胞和祖国的怨恨,主人公与世界的对立被简化为与日本的对立,普遍的压迫感被简化为民族歧视,愤世之情被简化为民族仇恨。主人公死前对祖国的弱小的抱怨被解释为富国强民的愿望。思念中的故国反向地表达主人公的困境,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被误认为现实的故国。不必怀疑郁达夫后来的爱国言行,但《沉沦》表达的是属于个人性质的愤世之情和被压迫感。郁达夫视诗人为被压迫者,并认同于这样的诗人,接过史蒂文森《夜宿》中的愤世思想,将之表达在《沉沦》中。郁达夫对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的接受是理解《沉沦》主人公的被迫害感的关键,主人公将自我想象为屈原一类的被迫害的诗人,以虚拟的被压迫感建构自我想象。诗人作为弱者的姿态和郁达夫对哀感的追求使得愤世之情和被压迫感不能发展为积极的反抗,成了无力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