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萌萌的语言问题入手，重点放在对文本《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意向为何?》的细读。首先通过对萌萌的语言问题意识和苦难问题的简要梳理，抓住萌萌问题意识的敏感角度和分析意向，在文本细读中，突出萌萌对语言、苦难问题的关注，以及她就“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引申出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交融性问题。 就像萌萌自己说的，“我关注语言问题，更多地不是学术的趣味，而是生存的需要，因为归根结底，人只有靠语言自我造型、绵延，自我显露、遮蔽，在语言中寻求进入语言的可能。” 本文的倾向就在于从对个人的初始经验向语言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到不能平均化、不能被抽象的身体性语言。用倾空自身的倾听，等待一种生成性的语言的降临，而当个人能在既成意义的公共语言的铺陈中断裂而脱离时，个人在内在中即实现了这种可能。而对一种外在苦难的承担能力，承担下来的感受方式，则成为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当存在与价值剥离了，苦难与意义剥离了，存在作为事实，事实成为记忆，“这记忆成为我当下的存在，成为我的、需要我倾听的物性”，这记忆成为在语言界面上的敞开。 而问题绝不仅仅停留在个人上，犹如“身体性”成为一种真实的不能抽象或平均化的象征，语言可以悬置而还原出身体性语言，情绪可以悬置而还原出身体性情绪，同样，“个人性”作为真实性和限度的界限，更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的反省身位与眼光。 萌萌与张志扬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提出“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问题，而在“当代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谈话中，萌萌体提出“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的解读，得到的关于多种文化沟通中的身位问题的启示，成为下面将对萌萌的《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意向为何?》解读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