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创设了监察法律责任,监察法律责任在制裁方式上具有特定性,一般通过政务处分等方式予以追究。但由于《政务处分法》的粗略,实践中政务处分的轻重缺乏判断标准和参照。政务处分影响公职人员的职业发展权,不精准的处分可能给“权力干预”“责任转移”留下空间,直接影响公职人员、社会公众对监察机关的“期望”,进而影响公职人员履职质量,最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监察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在依据、处理过程、责任分布方面存在差异,但政务处分针对的是广义上的“违法”,将公职人员的大量“非职务违法”也纳入了处分范围,且相当一部分职务违法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转化为职务犯罪,重大事故问责类案件中,责任较重的公职人员构成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不同因果关系强度的前提下,政务处分与刑事、行政处罚中的“恶劣影响”“不良影响”“危害”“损害”等概念也可能等同或接近。在处理层面,政务处分与刑事、行政处罚应是贯通、并行的。政务处分结果呈现阶梯化,而刑期属于线性分布,更为精细化。因此量刑思路和考量要素可为政务处分提供参照,在定量层面,政务处分可以通过实体上的“法法衔接”并以其特殊的“要素判断”来提高精准化水平。本文分为三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节是政务处分精准化概述。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介绍政务处分和监察法律责任,说明监察法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应并行等特征;第二部分是说明政务处分精准化的重要意义,说明政务处分精准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总结政务处分与刑事、行政等处罚在实体层面的条规联系,介绍政务处分可以通过“四种形态”实现“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显示以“法法衔接”促使政务处分精准化具备现实条件。第二节从三个方面简述政务处分精准化的实践困境。首先结合实践,从定性、定量、规则适用三个方面说明了政务处分精准化面临的问题;然后进一步从“权力干预”“责任转移”“偏离客观现实”等角度讨论了不精准的政务处分带来的现实危害;最后,从职业发展权的特殊性、监察机关信息流动不畅以及监察法规不健全等方面解释前述问题的原因。第三节介绍了政务处分精准化的路径。考虑到政务处分需要把握的要素繁杂,相关要素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联系并不明确,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务处分精准化的进路:一是在“法法衔接”视域下把握政务处分的判断要素,这里的“法法衔接”视域是指既需要考虑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违法行为的终局处置,也需要考虑监察机关对行贿等涉嫌犯罪行为的终局处置,在“法法衔接”中统筹把握政务处分如何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在此基础上说明数额、岗位职责、影响、时间节点和政治生态等政务处分中的“特殊要素”如何判断;二是对于违法构成要件相似或违法程度与犯罪衔接等行为给予政务处分时,可以先以整个行为为整体以“法法衔接”的视角研判违法性,再通过政务处分的特殊要素对整体研判的结果进行修正,一并解决政务处分定量缺乏参照、实体层面“法法衔接”困难、要素把握不精准的问题,最后,将修正的处分结果通过匹配党纪处分、搭配组织处理等方式,准确对应到“四种形态”的计量体系中,实现政务处分的“法法衔接”作用,同时就政务处分精准化问题提出建立特定案例信息交流机制和完善监察法规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