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是潘德克顿法学从契约、遗嘱等行为中抽象而来的上位概念，其进一步促进了民法典总分结构这一科学立法体系的形成。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是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亦体现了立法对民事主体人格及意思之尊重。德国立法者认为法律行为的界定属于实践及学理解释之问题，故未对之加以立法定义。但《德国民法典》中法律行为的效果包含无效、可撤销等类型，由此可知该法典对法律行为是否合法并无要求，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民法典的普遍态度。
　　《大清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典”均设有法律行为专章，并且一如《德国民法典》——不加以立法定义，不规定合法性要求。《民法通则》第四章以民事法律行为取代法律行为之概念，依照该法，只有合法的“法律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的、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则是民事行为。现行《民法总则》摒弃了民事法律行为之合法性要求及民事行为概念，实现了逻辑、理性和科学之回归。本文认为:我国民法典只要采用总分结构，就必须规定法律行为制度。借助该制度，可最大限度地合并同类项，避免重复立法。但是，鉴于法律行为概念的抽象性、开放性，建议立法不对之进行定义，将其界定问题交由法律解释予以解决。即便对法律行为加以立法定义，也应摒弃合法性之要求。此外，较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等术语，“设权行为”不仅体现了法律行为概念的本质特征——设权性，还更加符合汉语之用语习惯，应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予以使用。最后，鉴于实践中合同成立与所有权转移之间存在时间差的现象增多，为提高交易和司法效率，建议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则予以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