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巨大的经济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地理变迁。与世界与全球经济地理的特征相似,我国的经济地理也是不平的,突出表现为城市化与城市群化的集聚趋势。2015年,我国城市经济规模已占到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九;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翼三大城市群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极,以占全国3.5%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43.2%的GDP。经济集聚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有活力。而大规模的经济集聚也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提高、城市空间规模迅速扩张以及城市体系迅速扩展。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快速集聚使政府在城市政策上面临着多方面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发挥空间效率意味着尊重要素向大城市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了确保发展成果的最大程度共享,应缩小地区间成绩发展速度的差距以实现区域平衡。微观层面,经济聚集促使大城市规模加速扩张,带来了严峻的城市交通、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面对这些决策困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限制大城市规模,优先发展小城镇”的认知一直占据着我国城市化问题的主流位置,虽不断受到质疑与争论,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来为中小城镇创造发展空间的空间均衡政策导向从未退出过官方的话语体系。我国各界对与经济集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大城市已经过度城市化,经济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导致大小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为实现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经济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政府政策来抵消大城市集聚的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在一系列认识误区和政策干预下出现了诸多问题,以控制大城市规模基调的城市发展方针,催生了我国扭曲的城市规模结构与扁平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而造成了空间经济效率的低下。Henderson(2006)指出,中国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例如移民的限制和国家城市规划,让中国城市保持过小的状态。Fujita等人(2004)指出,相较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小且分布更加均匀。那么,我国大城市是否存在过度集聚?我国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是否互相排斥?空间效率与地区均衡是否能够并行不悖?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在考虑空间效率的框架下讨论我国城市最优规模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协调发展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聚有利于发挥空间效率,同时如果伴随着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那么将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第一,以空间结构模型为理论基础,以生产者对中间投入产品的偏好反映城市经济的集聚力量,将城市最优规模作为中间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性与由于拥挤导致的集聚不经济性两种对立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由此推导出倒U形净工资—城市规模曲线,从而论证了城市最优规模的存在。通过计量检验,估算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最优经济规模(就业规模),从而得出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规模偏小的结论。第二,以长三角城市群108个小城市为研究样本,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而长三角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第三,以长三角城市群133个县市为研究样本,构建包含市场潜能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空间效率的维度揭示了市场潜能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通过加入市场潜能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项,论证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有利于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又缩小了由于地区市场潜能差异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结论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经济效益方面的科学依据。首先,必须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规模规划的制定必须符合集聚经济的发展规律。继续深化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争取在消除人口流动、流向高等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制度障碍方面取得突破。继续深化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空间格局,通过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发挥对小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