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固然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代际收入流动性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其中“二代”现象更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交媒体、论坛、文章、新闻报道甚至是法律案件中都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大众的诸多不满。一方面,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得子代无法轻易挣脱桎梏,再次处于贫困境地;另一方面,富有的家庭背景及社会地位连带效应带来的子代竞争优势,打击了靠自己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积极性,使得社会底层的人群想要向上流动面临更大的困难,代际固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父代的收入差距所引起的子代间的机会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甚至是普遍的,这种机会不平等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要从源头出发,充分了解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更有利于把控我国政策的实施方向;同时,分析群体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可以更充分的理解各个群体的代际传递差异,对症下药,才能收获更好的效果,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年、2007年和2013年数据,利用中间变量法,具体分析了农村常住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和城镇常住农村人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水平、趋势与差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具体测算不同类型农村人口各年份的代际收入弹性;第二,利用中间变量分解代际收入弹性,研究三类中间变量教育、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可解释比例,具体剖析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第三,分析总体代际收入弹性和传递机制变动趋势,对三类不同的农村人口的代际收入变化进行概览。本文主要结论如下:一、在代际收入弹性方面,城镇常住农村人口的弹性最高,并且持续上升,2002年为0.332,在2013年升至0.417;流动农村人口的弹性持续降低,从0.346降至2013年的0.135;农村常住人口较前两者相对稳定,从2002年的0.254降至2007年的0.177,又在2013年回升至0.194,基本呈“U”型变化。二、在代际收入传递机制方面,三类中间变量的总体占比持续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解释比例依旧在60%以上。其中家庭财富占据较大比例,但也基本处于持续下降状态,在三类人群中,从60%左右降至2013年的30%左右;教育和社会地位占比不断上升,教育从2002年的13%左右升至2013年的21%左右,而同阶段的社会地位从9%左右升至12%左右。说明教育和社会地位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逐渐变大。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本文给出的政策和建议为:一是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放力度;二是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