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传统媒体遭遇市场资本寒冬,新兴媒介技术重构舆论传播格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既是一场基层传统媒体遭遇生死存亡危机的自救运动,亦是一项自上而下增强主流舆论传播能力的技术装置。作为党情与民意交流的中介,县级融媒体中心以融合传播的技术路线,多元创新的传播方式,凸显“媒体+”的平台属性,发挥县域社会治理的媒介功效。2020年底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基本全覆盖的规划部署已经逐步落实,相较于建设初期的资金投入和政策红利等外部力量助推,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面布局完成之后又该如何释放内部运作活力?回答这一问题,从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上级组织的互动、与县域市场的互动和组织内部管理者与员工的互动表现入手,剖析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多维互动机制,或将对以往研究形成有益补充。作为一种“项目制”的运作模式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向上争取资源成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的重心。向省级组织争取“留名”、向市级组织争取“留情”、向县级组织争取“留资”,县级融媒体中心面向不同行政级别的上级组织则有不同的关注诉求。从平台搭建助推稿件上行,到领导莅临增强宣传资本,再到融媒推广巧借政治势能,县级融媒体中心从自身有限的资源出发,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级组织形成了有效互动。从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上级组织的互动表现来看,并非是一种常规化的科层组织互动,也并非是一种非常规化的上下级组织自由互动,而是一种超常规化、资源导向型的互动。这种互动机制的生成,既是科层体系压力倒逼的结果,亦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寻求发展的结果。在省市级媒体下沉县域媒体市场,本地自媒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背景之下,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基层党媒的属性,以多媒体平台融合传播的形态重新立足于县域媒体市场之中。“党媒”的属性依然延续,但是以往媒体宣传资源稀缺所赋予的渠道优势却已不再。县级融媒体中心依靠地缘优势、业缘优势和人缘优势,艰难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省市级媒体强于重磅稿件,弱于报道密度。本地自媒体长于生活服务,短于政务权威。县级融媒体中心则密于政务动态报道,疏于日常生活服务。三者逐渐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不断明确自身定位,并且扬长避短,成就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县域媒体市场格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市场互动机制,呈现出新型行政化的特点。一方面植根县域社会,整合行政资源凸显媒体权威。另一方面将新闻的触角延伸至街头巷尾,夯实群众基础进一步丰富媒体资源。在此基础之上,寻求与县域媒体市场中下沉的上级主流媒体和本地自媒体差异化竞争与互利性合作。这种市场互动机制的形成,既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开始关注市场,关心用户的结果,亦是县级融媒体中心走出昔日渠道霸主的荣光,主动整合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不同主体对于职业角色认知和单位形象感知的不同,催生了“制度管理”与“非制度管理”并行的管理模式。县级融媒体中心从业者来源复杂,劳动关系多样。虽共处一片屋檐之下,却有人将之视为美丽橱窗,有人将之作为职业跳台,有人谓之忧喜之家,喜忧参半,进退两难。县级融媒体中心高层管理者既是党政代理者,亦是单位的领导者。中层管理者既是集体的管理者,亦是组织的服务者。部分基层员工受制于编制区隔,困惑于正式工与临时工的身份定位。如此,将县级融媒体内部不同主体皆纳入官僚系统的科层体制管理模式之下,不仅难以实现,更难以达成组织运行高效的管理目标。正视并且重视县级融媒体从业者主体特质,充分把握“制度管理”与“非制度管理”的适用范畴和协同效应,唤醒县级融媒体中心从业者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激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的内部动力,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全面布局”迈向“建强用好”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