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显得愈加重要,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是其城市融入中重要的一部分,研究该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这一社会背景,以在湖北省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现状为基础,依据社会整合理论、文化堕距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群际接触理论和场域理论,运用频次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对其城市心理融入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现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程度比较偏低,职业交往的程度高于生活交往,情况总体上比较乐观,具体表现为：(1)关于交往对象,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的交往对象主要以同事、顾客或客户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主要以同事、亲友和同学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范围在逐渐扩展。(2)关于交往的频度,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工作中的交往比较频繁,但其与城市居民在生活中交往的频度不高。(3)关于交往的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19个变量降维,形成了工具型-职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亲密型-生活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等类型的交往。(4)关于交往的融洽度,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工作中交往的融洽度较高,很少有隔阂或冲突；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生活中虽然没有较大冲突,但是双方的融洽度只是处于一般的水平。(5)关于交往的程度,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职业交往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工具型-职业交往和情感型-职业交往的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且情感型-职业交往的程度高于工具型-职业交往的程度；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交往处于较低水平,礼节型-生活交往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互惠型-生活交往处于中等的水平,亲密型-生活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则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受到的影响来看,其交往受到个人、企业和社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在个体层面,以未婚为参照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水平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2)在企业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受行业属性和受雇状态影响：在行业属性中,以从事服务业为参照组,从事建筑装饰、加工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程度要低,从事批发零售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程度要高；在受雇状态中,以从事个体经营为参照组,在国家、集体企事业单位、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及私营民营企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程度要低。(3)在社区层面,住所类型和居住社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水平有影响：在住所类型中,以住在集体工棚和宿舍为参照组,住在单位提供的单人宿舍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程度要高；在居住社区类型中,以住在商品房小区为参照组,住在单位小区、城中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程度要低；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接触的频繁程度与其交往的水平呈正比。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交往对其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来看,工具型-职业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有正向影响,关照型-生活交往对其交往有负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为基础,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层面、企业层面和社区层面对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进行了探讨：在个人层面,继续改善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和社会保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企业层面,推行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和企业人文关怀精神建设；在社区层面,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扩充社区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