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法律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耽心古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他作为一名法律学家,他推动了我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法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位著名的法律学者涉足了古籍与文献领域,对中国俗文学文献、敦煌学、藏书刻书等诸多发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章主要分析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从晚清民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维度去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在晚清民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阐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政策和三种文化思潮,通过对三种文化思潮的分析,来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下的命运选择。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潮的双重作用下,晚清民国的出版业也开始转型,出现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特点。藏书和访书的实践活动也展现出了个人的兴趣与家国情怀相结合的特征。第二章着眼于董康的生平著述考。董康从青年的科举取士到晚年做出与民族大义相违背的选择,一生起落,令人唏嘘。董康与国内学者和日本学者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互相切磋,施展抱负。通过梳理董康与不同地域的学者的交流史,展现文人学者们之间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而惺惺相惜的精神风貌。第三章从内容层面探讨了董康的文献实践贡献。其文献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俗文学文献、敦煌学两个方面展开。围绕俗文学文献,探讨了董康在戏曲和小说上的成就,并进一步分析在小说戏曲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反映出的戏曲观和小说观。董康既是敦煌学形成之初的探索者,也是海外敦煌文献的搜寻者。他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期间,搜寻整理敦煌文献。第四章整理了董康藏书、刻书以及校勘方面的成就,由藏书家到刻书者的身份转换背后,也是董康在时代洪流之下,结合自己的志向做出的选择,蕴含了董康的善本观以及对于刻书一事的认真严谨。诚然,董康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校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和探索,但是透过日记中零散的记录可以窥探董康的校勘思想:重视善本和敦煌文献的利用,兼采对校法和理校法,在不破坏古籍原意的基础上,保留异文,多闻阙疑。